15日晨，周恩来再找张冲催问停火令事，张以电话向蒋报告，蒋答复称:12、13日已有两令给顾，或许下达迟延，但顾不会不听命。周可电告叶项放心东进，他可再发一电给顾要他停战解围。叶剑英当日询问刘为章，刘也是同样说法。但周这时已得知上官云相和何应钦关于皖南战况的电报内容，知道国民党军并未停止作战，因而愤然电告毛称:“恐蒋、刘等所说的是鬼话。”[65]

得知国民党并无停战解围意图，进而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会上，他痛斥项英“在政治上早已成为俘虏”，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的代表，“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接到周恩来电转述蒋已数令解围和要叶项放心东进电报，又得知孙科、冯玉祥力劝中共中央顾大局勿施报复的意见，他更加愤然，复电周、叶称:“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66]

据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新四军上万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却受到蒋部署的7万军队的围攻，双方已血战八个昼夜。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0万军队，包围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集中了20多个师对我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67]

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破裂两党关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这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如何办”？[68]总不能听之任之，忍下这口气。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时显然比毛泽东更冷静一些。15日当天，刘致电毛泽东等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大举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据此，他的意见是:“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因为“一、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几着:1、打韩德勤、沈鸿烈。2、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3、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4、华北部队向河南或向绥远出击。5、全国各地党部实行武装起义。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如果再遇挫折，则对我更有极大不利，那时，反共高潮更难压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而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项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破裂等。[69]

周恩来不反对报复作战，但他基于曹甸战役的教训[70]，认为不宜打韩、沈，而应打李品仙和李仙洲。他在16日的电中说明:“打韩、沈，在政治上为报复，在军事上为攻坚，易于持久，消耗弹药，为敌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报复的藉口。”“如准备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则政治上为自卫，军事上为以逸待劳，易于求得速决的运动战，且可获得补充，使韩、沈更孤单，使顽固派军队更胆寒，更可教训蒋、白。”因为“我们一出手，以能打得响、打得快，而仍争取抗战继续为有利。如拖和延长，消耗大，陷于被动，而造成不得不扩大局面，是不利的。”[71]

然而，1月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举措，再度使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大破裂的信号。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朱、彭佳电仍不能转变其态度，“就证明了（其）决心反共。”“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一网打尽大捕共党，捕杀各办事处，因此我办事处必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中间派让我让步，顾全大局，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我们”的。[72]书记处据此密电周恩来等，“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有准备破裂之决心。而重庆谈判中证明蒋纯以鬼话欺骗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渝办干部设法分批回延，仅留三数人敷衍门面”即可。[73]

20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白崇禧已下令对华中决以4个师扫荡，另以138师和173师扫荡淮南路以东。如八路军南下增援，仍以新四军看待，惟战术上应避开其主力，专门消耗其弹药，以游击战对游击战。战斗后对上级报告，则说他们打我们。周分析:蒋的策略是要分区剿共，各个击破。[74]毛泽东因此更加印证了自己的估计，他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考虑”国共关系问题。“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党的谈话，不取消这种文件，我们决不能与蒋及军事委员会有公文来往。自蒋十七日发表公开破裂文件后，表示蒋首先破裂，因此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皖南失败的代价是值得的。”据此，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称:“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75]中央书记处并再度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