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颇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1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能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赢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本文摘自作者个人网站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

[1] 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2]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页。

[3] 周恩来在30年代前期对毛泽东的评价主要也是侧重肯定他的军事领导才能。1932年10月上旬，周恩来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发言，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提议毛泽东留在前方，参与指挥战争，但被与会者所拒。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4] 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5]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2页。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50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70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6]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3、306页。

[7] 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它工作人员均被并入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已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8]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中共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各部及秘书机构渐次恢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87页。另参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45页；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3页。

[10] 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11] 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弯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析了遵义会议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12] 关于刘少奇与洛甫争论对中共的影响可参阅拙文＜毛泽东与1937年的洛甫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3] 有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分歧，可参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86-391页；另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203页。

[14] 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与洛甫联署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红军（此时尚未完成改编）作战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8月5日，毛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了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中“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到了8月18日，毛、洛甫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给朱德、周恩来等的《训令》，正式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明确规定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3-74、375、377；另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23页。

[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3页。

[16] 语见《孟子·离娄下》，毛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引述了孟子此段论述，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17] 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8] 参见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19] 例如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中指出,造成国共摩擦的原因之一,即是“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主的要求。”载《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0]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均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21] 1938年春，刘少奇多次向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表示他个人及北方局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参见《王首道回忆录》第212-213页。

[22] 周恩来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在作过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就离开延安赴武汉，于10月4日面见蒋介石，转交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亲笔信件。毛在给蒋的信中，声称自己及国人对蒋之“盛德”“钦佩无既”，“无不崇仰”。1938年9 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手稿影印件见《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5年12月出版，第325页。

[23] 参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24]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9页。

[25] 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6页。

[26] 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27]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r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02-03,104,110-11.

[28] 毛泽东称其主编的《六大以来》为“党书”，他在1943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41年6月编了党书，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指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5页。

[29] 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页。

[30] 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