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着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3]。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己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再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人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4]，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5]。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2）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探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6]，将原内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7]。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8]。

（4）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底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9]，从而确保自己在讯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及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