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今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竞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爆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18]，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沦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

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

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