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的失事现场

9月15日13时30分，蒙方通知，飞机14时起飞去温都尔汗。许文益于是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等4人赶赴机场，与等候在机旁的蒙古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及法律、民航、法医、卫生等专家和记者、电影摄制人员等一同登上了伊尔14飞机。15时飞抵温都尔汗后，他们改乘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前进，于16时多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苏布拉嘎斯盆地伊德尔默格县北20公里处一块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300米的平坦开阔草地。在蒙方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等人陪同下，许文益等人从北到南，对现场边边角角都察看了一圈。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向许文益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墓地要选在一个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利。许文益表示同意。最后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按许文益划定的位置挖掘墓穴。孙一先拿来两瓶二锅头酒送给战士们以表一点心意。

许文益对现场观察的初步印象是:一、蒙方对飞机失事现场基本保持原状，还用白布覆盖着死者的尸体，防止腐烂。蒙方也承认还有些文件及手表等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谈详情；二、据蒙方的分析，飞机失事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研究；三、这架飞机上的毯子标有PIA字样，说明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三叉戟，不是普通客机，而是经过改装的专机。乘坐的是什么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下一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还需斟酌。

一行人回到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洗完脸就到楼下餐厅吃饭。为了酬谢蒙古朋友的友好合作，使馆的人带上几瓶汾酒和几听罐头，大家边吃边谈。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许文益表示很想听听司长的意见。高陶布说晚饭后一起商量。许文益提出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高陶布司长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文益问:“按蒙古习惯，在墓上放一块失事飞机的残骸，如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可以吧？”

高陶布司长说:“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

许文益又提出:“烈士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

高陶布司长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文益打听飞机出事的情况，桑加说，是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散席时已是11点30分了，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在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并问是用中蒙两种文字来写还是单用蒙文来写？许文益表示原则上同意，写三个“纪要”，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桑加上校就三个文件的内容谈了蒙方的设想。高陶布司长提出文件的签字问题，许文益答可用换文方式。高陶布即说现在就起草文件，4点半交草稿给你们。这时许文益也正式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一直谈到凌晨3时。

9月16日，天气晴朗。许文益嘱孙一先利用光照好的条件，再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并多拍几张照片，作为物证，送回国内研究鉴定。10时许，大家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又来到现场。蒙方士兵抬来9口白茬棺材，放于尸体旁边。大家对每具尸体从南往北编成1至9号，并从不同角度照完相后入殓。正在下葬时，高陶布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许文益说，按蒙古的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由于汽车没在尸体入殓前赶到，是否可以把红、黑布铺在棺材上。许文益表示同意，并感谢蒙古朋友们的诚意。9具棺木放入墓穴后，许文益和高陶布、桑加先执铲填土，接着孙、沈、王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时间，继续昨晚的商谈，于是就在大轿车上讨论起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纪要主要是说: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标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于1971年9月13日夜间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默格县苏布拉根享迪降落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边9人遗体，何时在何地安葬，双方参加人员名单。

对蒙方草拟的这个纪要，中方是不同意的。但考虑当时不宜进行争论，所以许文益即表示，这个文件是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写得简单些，只写“中国飞机失事遇难的9人埋在XX地方”就行了。接着许文益把话题转到在死者墓上竖立标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