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中生智，启用专线电话

在返回使馆途中，刚才会见的情景，一直萦绕在许文益的脑际。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派谁去查看？车到使馆门前，许文益断然决定，及时、准确地把发生的重要情况用最快的速度报告国内。

9点30分，许文益召集使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同时指出飞机失事虽是一件严重事件，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会后不久，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大概要4个小时以后才能发出。许文益心急如焚，但他急中生智忽然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许文益在外交部干部司工作时，曾用这条专线同刘晓大使等通过电话。北京---乌兰巴托也有这种电话，但需经苏军在蒙的高频通讯站接转。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按国内指示，停止使用这条专线。现遇紧急情况，许文益毅然决定承担风险，启用此专线电话。办公室的同志听说要启用封闭多年的专线电话，立即行动起来，终于将专线电话接通，使馆于当日12时20分向国内报告了飞机失事事件。

后来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说，周总理于当日下午2时，在电话上告诉代外长姬鹏飞，对驻蒙使馆在不了解情况时，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坠机事件，当机立断，启用封闭已两三年之久的专用电话，表示满意。这对我驻蒙使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遵照指示，及时答复蒙方

当大使馆正向国内报告请示的时候，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考虑到外交工作中，个人权限有限，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未得指示之前，不能随便行动，因而告诉蒙方，由于准备不及，请推迟行动。

下午2时以后，蒙方又来电催问，许文益直接告诉蒙方，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这样一说，蒙方也就不再催问了。至当日下午6时许，他们终于盼来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许文益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的指示。这时蒙古机关虽已下班，但许文益打破常规，还是约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

许文益按时到达额尔敦的办公室。许文益表示奉命通知如下:“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又说:“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对此我表示感谢。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作为中国大使决定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我们上午提出的3位同志，再加上我，4人同去。至于什么时间去，请副部长考虑后通知我。”

额尔敦听许文益说完，多少有点抱怨地说:“我还有几个要澄清的问题。早上我和你谈话时，问你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你说是。因此我按你的正式要求转达了有关部门，要他们为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作准备工作，并且还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就说过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较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40个小时了，等飞机飞到以后，大概要到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方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也澄清一下。你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你方正式答复吗？”

许文益答:“可以。”

额尔敦又问:“是最后答复吗？”

许文益思索了一下，答复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时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对此，许文益坦率地告诉对方:“这个问题，我目前无法答复。”并反问:“我想知道蒙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额尔敦说:“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没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你的东西。”又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你作为大使，便有全权去解决飞行员尸体掩埋问题了！你们对9名乘员尸体的掩埋有何意见？”

许文益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时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蒙古也没有火葬的习惯。在那里火化究竟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许文益回到使馆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如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将来在适当时候再把骨骸送回国内。

凌晨4时15分，接周恩来总理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