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毛泽东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当他得知会上情况后立即出面干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对会议下了结论，这出“戏”只好收场。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时候。此时最关心总理健康的是叶剑英元帅。他只要见到了我们总会主动询问:“这两天小便的情况怎么样？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还可以吗……”有时候，叶帅把我拉到较为僻静的地方这样深情地探问。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这是老帅出自内心的对周恩来的真情啊。因为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叶帅也“沾了光”——批评他“军委不议军！”他在会议上也没有少挨批。

还有纪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动关心总理的健康状况，见面时会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辛苦了。”

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的病情格外关心。在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能主动表示对总理健康情况的关心，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起码也得同你保持距离。

另外，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挨整时，明显地表露出对总理的同情，对江青等人的愤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