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其实，我哪里敢同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对我的“解释”认为是“好辩”，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这就变“争辩”为“强辩”了；自然，我亦担心他不要把“强辩”再升级为“狡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样的话，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我这个人是直性子，说话、做事快人快语，决不善观气色、见风使舵，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

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大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