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会议允许中央负责同志的随员旁听，我亦有机会听了总理的讲话。我对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熟悉，加之，会议中间我要去为总理做事，周恩来讲话时间比较长，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开场白的大意。

“今天，我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跟你们讲讲我们党内在历史上几次重要的路线斗争。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这个问题，不久前，我在京西宾馆已经讲过一次了”。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与自责。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不少老革命，他们熟悉党的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对周恩来的检讨、自责甚至自贬过多感到不甚理解，心里也不好受，因而会议开得较沉闷。我在那个会场里只不过是个小字辈，更理解不了周恩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作准备，召集这样规模的会议来专讲“党内路线斗争”，且主要是自我检讨，……心中不甚了了。

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不太好，比较孤立，周恩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及领导地位。现在，周恩来为什么要面对党中央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对那一段历史独自承担起责任呢？我迄今也难理解他老人家当时的心情，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他有压力？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处理对外事务等问题上表示出极为不满的意见，同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云云。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开会议批评对周恩来的所谓“错误”。

毛泽东一言九鼎，此话一出，江青一伙立刻感到这千载难逢整周恩来的良机不可失，他们狠狠地整了周恩来十多天。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保密再严格，总有少数知情者、周恩来的同情者与江青一伙的反对者。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

“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嘘唏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人总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个人从幼童时代刚刚能看懂电影那时起，就常会向大人提问:“这个是好人吗？那个是坏人吗？……”他们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学习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点声。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她恨江青，敬佩周总理，出自内心地感激总理对她的关怀。周恩来在最危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可以说是救了她的命。

江青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常常出虚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换多少次内衣。护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满了汗衫与毛巾等物，因更换过勤，一时干不了，她就到工作间来用电熨斗为江青熨烫内衣，所以我才见到了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们都同我一样，是一些为领导人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她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义之声，引起我的共鸣。可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你有理，能同谁去理论呀。我们只能做好分内之事，不要再给总理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