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交部、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北京医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34人专门小组迅速成立，外交部领导成员王国章同志任组长。

与此同时，根据江主席的指示，外交部和我本人也在为专机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做着艰苦的努力。

当时，南联盟上空被北约划为禁飞区，我们的专机要进入南联盟，必须得到北约的安全保证。为确保安全，我指示驻美国和驻比利时等国使馆，向美方及北约提出交涉，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仅口头上做出保证，而且再三强调必须是书面确保中国政府专机在南斯拉夫降落、起飞、停留和飞行期间的绝对安全，停止轰炸中方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联盟医院。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放心，又亲自指示驻美使馆和驻比利时使馆，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在电话里告诉驻上述两国使馆的同志，我会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前，连夜坐等北约的答复。

当时我想，一定要在专机出发前把这件事落实到位，使奔赴前线的同志放心，使他们的亲属放心，使大家体会到党中央细致入微的关怀。

终于，在9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北约向中方做出了书面保证。

在接到北约的书面保证后，我立即在外交部召开动员会，为专门小组壮行。当时，已是夜深人静，但小组的同志们在王国章同志的召集下已经等候在外交部党委会议室里了。会议室里，大家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气氛紧张、凝重，忙而有序。

在动员会上，我对专门小组明确提出了四项任务，请他们一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一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送到每个人的心坎上；要抓紧时间在当地治疗并接回受伤人员及需要撤离的人员；妥善处理牺牲人员的后事；协助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安排好下一步对外对内工作。我还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书面确保我们的专机和人员安全所做工作的情况。

2008年3月，我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左明章同志。他是当时专门小组中的医护人员之一。

左明章主动跟我聊起那次南联盟之行，他说:“我其实早就认识您了。那天夜里两点半，您把我们都请到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您一进门就说今天是个壮行会。您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坚决、强烈要求美国和北约出具正式外交文件，书面保证飞机不受袭击、安全抵达，书面保证不对中国伤员接受治疗所在的南斯拉夫医院进行轰炸或扫射。您的讲话令我们在场的全体人员感到非常温暖，因为这体现了组织上的关心。外交部的工作确实周到、细致。”

这次交谈让我感触很深。时隔近十年了，他对当时开会的情景，对我的讲话、言词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说明这件事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1999年5月9日拂晓，中方专门小组乘中国民航专机赴贝尔格莱德执行任务，小组从筹备成立到出发，仅用了14个小时。

在处理“炸馆事件”的那段时间，通宵不眠是经常的事。动员会后，我决定亲赴机场为大家送行。

我提前赶到专机边，在同志们登机前，一个一个地握手道别。这是战友之间的惜别，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此行是冒着一定危险出征。

我们工作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外人眼里经常是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出入各种令人羡慕的场合，觥筹交错。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斗争场合和突如其来的危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令人骄傲和欣慰的是，每一次重大抉择的关头，我们的同志们都经受住了考验，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而努力工作。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外交官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今天，又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不仅是外交部的同志们，专门小组的每一位同志都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没有人向我诉说过任何困难和不安，后来我才了解到，有的同志在上飞机前是写好了遗书的。

我叮嘱每一位成员，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祖国重托，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专门小组的成员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祖国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王国章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后，便给我打来报平安的电话。这时，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向他详细询问了使馆和同志们的情况，请他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敬意，叮嘱他们无论如何要处理好善后事宜，把同志们安全地接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