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也许只有沉默更好一些。

六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彭德怀平静地生活着，很少有人来看望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将他忘记了。

有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康生屡屡窥视政治风向，不止一次地建议拿彭德怀开刀。1964年，他几次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他们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觉得这个《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我这个想法，提供主席参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

1965年初，经毛泽东准许，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

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三线领导建设，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彭德怀的处境更是雪 上加霜令人迷惑的是，几乎同时，毛泽东却建议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

1965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彭德怀，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被彭德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而且不懂工业，又脱离军队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要求毛泽东同意他回乡当农民，请彭真代为转达。他自己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接到中央机要局转来的彭德怀的信，颇感意外，他原以为他亲自点将，彭德怀会答应，不料他不愿出征。看来他心中有气，我给他一个出气的机会吧。

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给彭德怀挂了个电话，要他前往中南海见面，好好谈谈。

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与彭德怀谈了五个多小时。彭德怀再次被毛泽东说服，“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彭德怀兴奋地回到吴家花园，等候南下通知。

他等来的是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是冲着自己的:“射吧，我无所谓，只要去三线工作就成。”

但是，就在他到达成都的当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

“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彭德怀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利益，全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暴越刮越猛，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都联系到了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困难了。

果然，彭德怀在大三线的工作被归纳为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但不再有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而且受到围攻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提到了彭德怀: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的处境便难以扭转了，他奉命返回成都，停职反省。

此时的北京，江青和康生正指使戚本禹策动红卫兵设法揪斗彭德怀。戚本禹亲自打电话给北京五大造反派头头之一的韩爱晶，告诉他可以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将军，对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阻拦无效，只好向西南建委办公室求援，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得到如下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