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时间开始了”

胡风参加了开国大典，但他的日记很简单:“下午三时，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辑自日记）

但“自从那次参加先农坛庆祝党生日的晚会和不久前参加的开国大典以来，（胡风）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形象和诗句，他开始创作长诗《时间到了》（后定为《时间开始了》），除了和一些比较相知的朋友聊聊天外，差不多整天都被创作激情燃烧，忘却了人间的一切纠缠不休和苦恼，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写着。每写成些章节，就给青年诗人鲁煤、许放、于行前等人朗诵，征求他们的意见。几天后，第一乐章《欢乐颂》就写出了，并将它改好抄出，交给了《人民日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领袖的作品，道出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朋友们见到他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赞赏。（辑自梅志《胡风传》。胡风为文学家及文学理论家）

沈容:“心花怒放的一刻”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也到了北平的新华总社。李普主持了国庆大典的采访。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参加了国庆大典。在那里我们真是心花怒放，高兴极了。（沈容时任新华社记者）

巴金:“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

10月1日那天，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少数文化代表之一。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他知道，中国人民“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令巴金终身难忘，一年后，他追忆道:“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些场景在巴金的脑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当他回想起时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巴金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

钱钟书、杨绛:“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留下。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钱钟书、杨绛为著名学者、文学家）

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

1949年春天，宋云彬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但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宋云彬为著名学者、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