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1993年因病退休。1953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1953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先生与奚贞夫人。章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三岁到上海，五岁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上海受教育……”

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之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1957年小两口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留影

章病榻上真情表白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虽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关系更亲密。

那时她把我当做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十分意外地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我陪伴她、开导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