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出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

1956年洪君彦同章含之在北京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