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两人婚后在北京大学校园留影

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一年的土改生活给我极大的震撼、极深刻的教育。燕京大学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城市长大，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贫苦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参加土改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平第一次:第一次与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并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第一次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一次分享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第一次在农村建党、建团、建立政权……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衣着上，男同学脱下了西装革履，女同学脱下了旗袍、裙子，男女同学一律换上青灰色的人民装。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现出思想激进，“左”倾幼稚。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我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婚后聚少离多 情意更浓

1957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相思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鼓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遭到家庭变故，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