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因为当时他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到今天这样残疾的，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就把他，经过几天的急诊室的这种，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

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逐渐消失，一直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姑姑当时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我的父母。

解说：到江西以后，原本居住在中南海的孩子们被撵了出来，大女儿邓林在河北宣化读书，其他几个孩子一个在山西忻县，一个在陕北富县，一个在汉中宁强县，都在农村劳动，散落各地的孩子让卓琳和邓小平时刻牵挂。

曾子墨：邓朴方瘫痪后，在邓小平的请求下，他得以被安排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但是两年以后，组织上认为他病情好转，安排他出院，送入北京社会救济院。远在江西的卓琳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决定，把儿子接回来，亲自照顾，倒屎倒尿，换洗垫布，翻身洗澡都是她的工作，而卓琳本身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卓琳：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了，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他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他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躺下来。因为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负担了，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给他，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邓小平）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烧火呢，我烧火，他炒菜。

解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荒漠，这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和卓琳第一次享受了相当于“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他们和工人们一起聆听了厂里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回到家里，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他们俩二老互相照顾，那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头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了。

曾子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原本卓琳陪着邓小平住在东郊民巷17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但是不多久，卓琳眼病复发不得不住进301医院，一天一位医生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通知了，卓琳知道后十分着急，她就写了个纸条，托警卫带给邓小平，上面写着“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住院50天后，眼病好转的卓琳立即回到东郊民巷，看到邓小平一切照旧，才放了心。

1989年11月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