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69年10月，卓琳跟随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劳动，继母也跟随而来，三人住在这座“将军楼”里。这一年的1月开始，他们俩人的工资都被停发，每月只能领到基本生活费。为了贴补孩子，他们省吃俭用。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生活费，二十块钱的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

那么他就说，他就主张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个手扶着栏杆，一个手他拉着我上。

那么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点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解说：在江西的清贫生活中，为了节省开支，邓小平减了抽烟量，有时一根烟分几次抽。酒也换成了当地出产的便宜酒，卓琳看到自己要好的女工会酿酒，就跟着学，还要来了酒麯，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她就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

卓琳身体不好，厂里就安排她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而邓小平当钳工。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日子，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卓琳和邓小平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邓先群：我大嫂这人，她心胸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广，在那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他们俩，非常好，很关心，重体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擀面这些事情，技术活，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

像种菜，他们三个人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所以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的。

解说：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们，从来没有把邓小平一家当成外人，更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来这里接受改造的“走资派”。朴实的工人们乐意为邓小平一家，提供生活的方便。

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工人们特意为他修建了一条上班的小路，使他上班少走些路，这条小路后来就被人们称作“邓小平小道”。

邓小平和卓琳有五个孩子，革命的迁徙生活让卓琳一直对孩子们心怀歉疚。因为工作，邓小平对三个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照顾不多，卓琳对孩子们的影响更深。

孩子们小上学时，每个周末她都要举办个家庭论坛，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比如核裂变、连锁反应。后来邓朴方、邓楠和邓质方三人，都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江西的生活，他们格外牵挂邓朴方。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卓琳：他是北大的学生，邓楠是北大的学生，他因为他自己，人家把他关在里头，文化大革命，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斗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就骨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