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后又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1959年8月16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全面检查，彭德怀承认自己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他在“自述”中说，面对这样局势“我只能毁灭自己”了。随即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职务；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同一天，周恩来召集大区负责人会议，布置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工作，要求回去以后与中央密切配合，“在反右鼓干劲的精神鼓舞下，保证各种指标能够完成或接近完成”。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反“左”曾鼓舞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转为反右后便使得纠偏务实工作举步维艰，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何来“干劲”和“精神鼓舞”？——这是周恩来在两难处境中说出的言不由衷的话。他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其实周恩来始终处于矛盾中，他同意彭德怀的主要观点，又违心地批判他；他同情这位几十年的战友的不幸遭遇，又硬着头皮通过对他的处理决定。当年在他身边的秘书李岩说:“我们看到总理的心情非常沉重，忧心忡忡，很少发表意见。”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升级。庐山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接导致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混乱。周恩来在庐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在这种处境下，他忧心如焚，顾虑重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忍受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做出的这些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损失，而“变通”起来往往是力不从心，困难多多。特别是“投鼠忌器”，他在尽最大可能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的时候，还必须顾及到毛泽东的形象不受影响；他在反右倾保守的时候，还要考虑务实，挤去虚高的水份。他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夹缝中周旋着，在两难处境中游走着。实践证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历史虽然没有因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而改写，但在经济上却把因批右造成的损害减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来功不可没！

在会上，周恩来虽然讲了一些违心的话，但庐山作证，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下，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再三提议，会后由周恩来负责抓一下1959年的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而这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再加上必须面对的苏联的指责和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真是困难重重。但是，“对困难，我从来没有投降过。”周恩来是这样表的态。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竭尽全力维系中国的建设事业。（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河北党史网 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