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周恩来当时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明智的。而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激烈。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要找经济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注: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2年内超过英国)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邓小平后来评论说:“彭老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

毛泽东对这些发言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开会，针对前一阶段会议的情况，只是指出需要统一思想，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统一思想。”他认为，“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毛泽东将形势概括为:“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

周恩来开始是同意和支持彭德怀那封信的，针对别人的议论，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以后的会议开得很顺利，既肯定了成绩，又找出许多因“大跃进”引起的问题，还采取了调整措施。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神仙会”却因一封信陡然间改变了进程。

按照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碰头会上的安排，庐山会议准备在7月15日结束。14日这天，会议已经印发了胡乔木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共12个问题，待最后通过。但是，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

原来，彭德怀听说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他认为不少同志尚未冷静地研究“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因此深为“左”的错误不能得到进一步纠正而感到忧虑。他曾就对参谋王承光说:“大跃进以来那么多严重问题，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他想找毛泽东当面谈又怕讲不好引起误会，于是想到写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存在的那些问题……”（《彭德怀自述》）

这封长信阐述了他对“大跃进”的看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存在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采取措施。表示只要团结起来加以克服，他对“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信中涉及的问题以及“比例失调”、“浮夸风”等原因分析，实际上代表们都讨论过了，毛泽东做的调查研究和掌握的情况并不比彭德怀少。然而信中说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搞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倾错误”等评语，毛泽东无法接受。联系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滥用威信”等一系列发言，使得毛泽东很生气。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天上午，他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来说:“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据王任重回忆，他同毛主席一起去游泳，对主席说，他把彭的信看了，看来彭有一些不同意见。毛主席讲，都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的主席写信，那是正常现象嘛。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

另据胡乔木等人回忆，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全部想法。他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是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即从“左”改到右。那当然就是“右倾”了。

印发彭德怀信的那几天，各小组讨论时就有人对信提出反对意见；但相当一部分人赞同，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都在讨论组发言，说:“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