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埋头给经济指标“降温”，并期待庐山会议能够纠“左”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腾出相当的精力来关注“反右”。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说:“庐山会议的严峻形势，是突然发生的，连我也没有料到的。既然发生了，就有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问题。”他说:“政治方向上，我们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他强调:“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都承认还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1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下午继续开会，他说必须坚持两点，“一点是在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正是拥护总路线，我们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一边落实，一边反右。落实是落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要鼓足干劲。”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很能体现他在两难处境中的矛盾心态。 他一边反右，一边做那些很可能被认为是“右”的诸如削减基建、降低指标的工作。不反右不行，不务实也不行。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面临的两难处境，主要是既要纠“左”又要维护毛泽东；那么，后阶段他又面临新的两难，即既要反右又要实事求是地抓工作。

眼看着批判彭德怀越来越厉害，周恩来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曾对黄克诚不无惋惜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庐山，彭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他在发言中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的表现“欠妥”、“不慎重”之外，还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

7月26日，周恩来对各部委负责人讲话时说:“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彭德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休息，吃工作人员送来的包子充饥。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旁听的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毛泽东说:“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在会上，周恩来讲话很少，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犯上”，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而7月17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不善，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黄克诚自述》）

面对林彪的不实之词，彭德怀据理力争，但招来的是更猛烈的炮火，以致说他组织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