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指出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后，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明眼人一听，这“第二种人”显然不只是说彭德怀。在场的周恩来立刻紧张起来。他听出毛泽东话中有话: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周恩来。

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应该说我，实在一大堆事没管。”周恩来是顾全大局的人，也是一个绝顶睿智的人，他知道，这次庐山会议虽然毛泽东决定反“左”，也有限度地作些自我批评，但他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不平衡和一个“结”——始终对几年前的“反冒进”耿耿于怀，所以一有机会便点一下。今天他表面上是在表扬周恩来吸取了“反冒进”的教训，这次“站住脚”了，没和彭德怀搅在一起，但实际是在警告他不要像彭德怀那样再搞“反冒进”。周恩来已听出这弦外之音，所以他一言不发。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紧张，感到庐山会议的风向在变。彭德怀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说:“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恩来说:“目前的情况有些紧张，要想办法解决得好，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大跃进中的紧张，胜利中的困难，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主客观都有，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综合平衡没有做好。”“要鼓气，但要把虚气去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主席要求综合平衡，但是比例关系失调；主席要求留有余地，但这个本子（注:指冶金部关于生产安排的报告）没有留有余地，把一切都打得满满的。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办法……非当机立断不可。”这说明，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又要反右的情况下，还是尽己所能纠“左”。

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听到了周恩来这些与自己类似的观点。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回答:“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接着说:“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由此看出，周恩来是赞同彭德怀的信的内容的，只是劝他注意方式，要谨慎。

庐山会议不仅改变了一个或几个人的命运，而且至深至远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面对突变的政治风云，许多人再也没有心思欣赏庐山美景，“神仙会”变成了批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