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中共早期为什么那样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有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只能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这种被指导的关系非常容易演变为被领导的关系，由此难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出能成为全党接受的权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被排挤和打击，其源也盖出于此。事实上，中央初到延安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却反映出当时人们推崇毛泽东的实践之功，但还没有认为他是理论权威。共产党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革命是一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搞起来的，人们所崇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是理论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期望和选择倾向。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略上说出道道来，便不大能够服人。陈独秀、王明、博古乃至张闻天等，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是以理论出名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思想界的明星，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不能说他没有理论。陈独秀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巨大的转变中，讲清楚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一时很难，就是出现了，也难以一下子被人们接受，于是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便成为主流。这是留苏学生一回来地位都很高的重要思想土壤。反观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能够和善于做事情，但在引用马列理论和词句上确实比不上他们，而做的事情又常常与他们照搬的马列词句不合。博古1934年5月派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并向王明等报告国内情况，就带去一个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大事有错，就是认为他路线方针有问题；小事没错，就是觉得他具体事情做得来。当时扣在毛泽东头上的帽子名称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此外，从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没有把名义上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环境中没有因为领导层的经常变化而失去凝聚力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

关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情况，邓小平晚年的一个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讲：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牺牲得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43年最终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局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分，有的是以总负责的名义，如博古、张闻天，有的连总负责的名义都没有，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在叛变前虽有总书记之名，但大家都知道是个摆设，做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等人。这固然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条件召开党代会进行选举，但也反映出那时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把干事放在第一位。毛泽东1924年底离开中央二把手的岗位，没有参加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由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4、5月间，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中，并没有他。这年召开的八七会议，陈独秀已经不主持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观点鲜明，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于是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拒绝了，还开玩笑说，我不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去当绿林好汉（指领导秋收起义），这也反映出他那时的兴趣在于实干。三个月后，临时中央因不满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向井冈山，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这种境遇，似乎也没有妨碍毛泽东、朱德率红军开辟出中央苏区的红火局面，并且担任当时最大的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遵义会议后，博古已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有人提出换上毛泽东更适合一些，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觉得应该让张闻天出来做一段时期。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但他还是服从集体决定，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不久，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并和共产国际联系，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伸手要权，张闻天又主动提出让出总负责这个位置给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商量的结果是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了张国焘。

这些事例透露出，那时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在党内的上上下下，大体上能视为寻常之事，并取比较淡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