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似乎谁能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谁就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博古等人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随后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如果在反倾向斗争中，态度客观一些，冷静一些，调子低一些，即使有能力、资历和经验，也不行。例如周恩来，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中央领导层负责具体工作，三中全会时却被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1930年12月2日，在准备四中全会的时候，米夫便给共产国际写信汇报说，周恩来、瞿秋白遭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用了调和主义。周恩来更甚一些，信中却表扬王明等人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除了李立三、瞿秋白此前被指犯了错误外，能够发挥作用的既有一批建党初期的领导人，例如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等，也有项英、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似乎在路线上都不能入米夫之眼，他决意要把王明这批人扶上台。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宗派性的争论最为激烈。罗章龙便是以自己的宗派反对王明的宗派，并发展为分裂中央的极端错误行为。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在中央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宗派意识更明显了。当然，从客观上讲，由于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中的信息阻隔，他们在指导各地实践和选派干部的时候，难免主观武断，脱离实际。但从主观上讲，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却也是无所顾忌地合我者用，不合我者斗，风气很不好，从而使有不同意见同时又有实际经验的上不来。他们派到各苏区的人，也是着力排挤有经验的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就排挤和批判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193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谈到，1931年的宁都会议撤掉他的军职是缺席审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同在瑞金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不知为什么竟没有与会。五中全会后，博古等借口毛泽东有病，要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养病。好在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并回电说：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把他治好；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担任（相）当负责工作。

中共早期领导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30年代共产国际共有65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明显约束，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的。

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领导人的主导安排，大体说来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插手选举。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圈定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中，当时身在上海的一些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让王明、博古等15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列席，并规定列席者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为王明、博古上台做了程序上的准备。二是事后认可。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决策层结构后，就不得不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认可。潘汉年出发前，博古便明确对他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陈、潘到莫斯科后，王明在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事实上成为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又由王明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及潘汉年分两路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表达对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认可。三是仲裁纠纷。张浩1935年12月回国时，正好碰到张国焘率部在川西北另立党的中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下令通缉。在陕北的中央领导层对此分裂行为鞭长莫及，双方陷入僵局。在这种局面下，张浩以共产国际特使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共产国际派我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可代转。这一下子就把张国焘给镇住了，他明白，在当时的组织架构下，无论搞什么样的中央，都绕不开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尽管内心不情愿，还是对张浩的电报作了正面的回应。在张浩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张国焘才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在中共领导人的选择上拥有的特殊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博古等人，但对毛泽东的才干和贡献也是认可的。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好评，还在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英、中三种文字版上译载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这个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1929年朱、毛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的名字便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层里耳熟能详了。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多次介绍朱、毛红军的活动，并称他们俩人是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1月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仍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共产国际提议和同意的。对此，博古在1943年写的一个材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他说1933年1月他到中央苏区前，曾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爱佛尔托征求过进入苏区后如何工作，包括毛泽东的工作安排。爱佛尔托回答说：要尽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线必须贯彻，领导机关不可成为讨论俱乐部。五中全会所选的政治局及书记处名单，是经国际批准并有增减的。此后，共产国际不同意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坚持让他在中国党内担负相当负责工作。这些，渗透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毛泽东虽然不是中共党内决策层起根本作用的人选，但作为领导层人选是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