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古城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很小。其理由:第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于9月初在安源军事会议上才听王兴亚讲井冈山有袁文才、王佐的工农武装。到了永新的三湾，毛泽东才写信与袁文才联系。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派龙超清、陈梦平等到三湾与毛泽东见面。听取了龙超清等的介绍后，毛泽东才对袁文才部的情况有所了解。此时，因为尚未见到袁文才，对其态度如何，毛泽东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做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呢？

第二，毛泽东于10月3日率部到古城；7日便离古城到茅坪；8日，便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一营一连和四连(后改称特务连)，从茅坪附近的大垅到湖南酃县的十都、水口、下村，再到江西遂川的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做群众工作。在古城停留的时间这样短暂，而其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因此，在古城会议上做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其可能性很小。

第三，如若在古城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议结束在茅坪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之后，为什么不直接上山，而要继续南下，毛泽东率部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从茅坪附近的大垅到湖南酃县的十都、水口、下村，再到江西遂川的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和井冈山，西南面的荆竹山、大井，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千里，于10月27日到茨坪，11月初又回到茅坪呢？

第四，1927年10 月19日，余洒度在给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军至湘南岳(酃)县与桂东县交界之处，度即被派赴湘、鄂来作报告，并请示机宜。”还写道，“紧急时必退桂东汝城(桂阳)等县。”见1927年10月19日《余洒度报告》。这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到酃县的水口以前并没有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否则余洒度何必来湘、鄂“请示机宜”。正因为如此，所以情况紧急时“必退桂东汝城(桂阳)等县”。

第五，1936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有关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说:

1928年4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这里所说的“党组织”，即湖南省委。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5页。

毛泽东这段自述说明，直到1928年4月，他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才制订了一个建立包括6个县的苏区，并以此为根据地的计划，但湖南省委不同意。

为了得到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认可或批准，毛泽东于1928年5月2日在永新再次给中央写信。信中说:

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现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次未见奉准驳明文。见1928年5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转毛泽东同志的信》。

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明，到1928年5月2日，中央和湖南省委仍未批准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六，陈毅于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可证实古城会议尚未做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此报告说:

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至宁冈，复得当时绿林(洪会)首领袁文才、王佐之帮助，乃留在井冈山附近各县游击……从1928年4月至7月，这一时期四军初成立……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

第七，对于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后才正式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929年12月25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得更清楚。他说:

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年)自湖南与朱德会合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因为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感觉十分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个割据区域，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地开展起来了。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才正式决定的。在这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央和湖南省委写报告，提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未得到认可和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做有关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第 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