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