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刘时平凭记者证，说明情况，传达室才接待，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但正在上课，不多时，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刘时平直接问她:“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那女生听此话，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没有去过。”转身就要走。刘时平问:“你不是沈崇吗?”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学建议，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

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认为:不让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今天来调查此事，非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为找到沈崇本人，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有人告诉他: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他找到14号，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