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者周廉臣

周廉臣的名字，写在一本发黄的《流亡日记》封面上。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5日，在南京市滨江初小上了最后一课，26日清晨五时意志终于屈服了情感，整装就道作东归计。是时汽车交通已经断绝五日矣……”72年后的人读得出这开篇第一句中对一座城市的恋恋难舍。

“这是一个初小老师逃难三个月的经过，他在中途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个人的逃难史，看到当时这个国家的苦难。留在南京城中的百姓遭遇了大屠杀，逃出南京城的人，也未必就多么幸运。他们同样经受苦难，颠沛流离，从南京一直逃到贵州的独山，那是我们抗战的后方。”吴先斌这样介绍。

细细研读这本路上写就的日记，可以知道一个南京市民在1937年11月25日至1938年2月之间，他每日流徙的方向、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甚至他都用些什么东西果腹。字里行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空袭警报”、“拉夫”(抓壮丁)、“兵众”等等。

其间，他曾在12月1日又回过南京，甚至还专门去看了他教书的学校，“过雨花台，觉防御工事进行迟缓。十二时到赛虹桥，至校内一观，所有心血结晶布置付之一毁。”

此后的日子他与南京渐行渐远，一路流离。再次出现“南京”，已经是1938年1月，他抄录了一篇报道，题为《劫后之南京惨状》:“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南京讯，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度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除野犬纷出觅食外，绝无人迹，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云。”

此篇之后，日记呈现出的情绪陡然不同。32岁的南京人周廉臣开始想“有代价的死即生之门径”、“空谈不能救国，从此以后，莫只说，快去做”，他抄录《卢沟桥》的歌谱，录曾国藩的“八败”之说分析“现今社会上一般矛盾现象”，甚至拟就《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改革》方案，并在前言中痛陈:“个人一向服务儿童教育，自京都告急，民国二十六年11月25日上了最后一课，随着大众流亡至汉、抵湘再转桂，自悔我国过去教育失败，今后当遵教部抗战命令办理，援拟国民教育原则与实施方法于启，以求识者批语指教。”

整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剪自某报纸的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是杜甫那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这是我在文物市场收购来的，另外一个收藏家转让给我的。做一个博物馆就是这点好，可以给散落在民间的东西一个好的归宿。”吴先斌把整本《流亡记》复印给我，叮嘱记者“好好写写”，“这个周廉臣也找不到。后来我想，无论找到与否，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身上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韧力与自信。追怀既往，以励来兹。关键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如何得到鼓励，那段历史固然苦难，我们还是能从中还原出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