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具引胡适此文对国民党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的批评。这里不妨补充一点,即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些保守性,往往倾向颂扬固有的文化,抵抗外来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

然后胡适由德国说到印度,再回到中国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特别详述孙中山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世界主义者,越到晚年越认为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因而《三民主义》有很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胡适标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此文尤其大段大段引述孙中山的原著,结合清末民初的历史予以解释,自然也表明他不想授人以柄。胡适并不否认国民党的胜利是事实,却以为这是由于这十年来,“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但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对国民党的未来作“大胆”的假设

胡适自称此文只是历史的研究,却于文末对于国民党的现状与未来,作了“大胆的假设”: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假设终究是假设。此后80年的历史仍然在走自己的路,单是中国“思想之变化”,那实际进程的复杂、曲折、回旋,甚而复归更遥远的中世纪历史的出发点,绝非胡适所能逆料。连同胡适本人在五四运动第三个周年祭过后,也如此文批评的叶楚伧,被宣布为“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不过当年胡适对国民党“大失人心”的前景预言,有一点说得不错,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国民党政权骂詈侮辱排拒之后,未及一世终结,便基本(并非完全)失掉“思想界的同情”,从而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是后话,在此存而不论。

忝居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曾躬逢五四运动第三个到第九个十年祭。限于专业分工,在五四60周年过后,编选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的首卷即五四卷。当时已对胡适论五四的原材料颇感兴趣,注意到他每逢五四运动周年祭的言论,屡有异说,而以他于五四第一个十年祭,没有话当年,却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另类纪念。现将昔年思考写出,也算一种读史陋见吧。

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这里要附记一笔的是,这期间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与新月派互相嘲骂的开端。胡适是新月派的领袖,但鲁迅攻击新月派,常指名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却很少提及胡适,似乎打蛇不打头。看了胡适在民国十八年对国民党训政的批评,以及国民党政府以势压胡的历史文献,令人恍然,得知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