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当然,胡适的结论,仍为国民党政府继续训政留下地步:“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文质彬彬,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治”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较诸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更令国民党政府头痛,因而蒋介石们对他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不得不设计拔除。

退回教育部的“训令”

那计策也很奇特,就是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给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下一道“训令”(1929年10月4日),说“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训令没说“奉”谁之“令”,却列举“该校长言论不合”的罪状,即指《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等三篇文章,还附有六件公文,说胡适三文“误解党义”、“语侵个人”、“放言空论”,显示“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云云。胡适也不示弱,随即将“部令”退回教育部长蒋梦麟,并致函这位部长先生:“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信中还说:“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信末附言也很有趣:“又该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引注:中国公学为私立高校)一处,皆应校改。”蒋梦麟与胡适私谊甚笃,这回“奉令警告”胡适,无疑被迫充当蒋主席中正的出头椽子,也无疑搜肠刮肚,想出“训令中国公学”的方案,并以附送“公文”,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老友知趣闭口。岂料胡适反而公事公办,彰显他不屈从权势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说胡适很懂得诉诸舆论,将此事捅给报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反而使蒋介石们假说人权行真专制的面目,在他们极力争取的文化精英中间,也暴露无遗。

反驳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的文章,批评国民党是反动党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即前揭《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令后来学人看来,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