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法庭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法庭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吴让鲁莽，桀骜不驯。他不好在赵德树发言时反对，及见张纬发言，就趁机发泄，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等都低头不发一言。我本来以为形势逼人，诱导起义，已是水到渠成，我军装袋里装着我写好了的向解放军申明起义的信，以为大多数人一赞成起义，我便取出信来，派人送去。及吴让这么一闹，看样子会无法开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设法诱导，于是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于是起草通电，电文里说国民党如何卖国、腐败、贪污。惠政委说:“不能一律骂倒，国民党不是都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坏，因此电文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

我一面修改电文，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