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忆如何在蒋介石的怀疑中脱身
2009年09月16日 10:21书摘 】 【打印共有评论0

1949年12月10日,发出通知后,我觉得第一道难关已经渡过,胸中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起义后,大约十来天的时间内没领到经费,只得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幸喜当地人民认为七十二军起义,地主上没受损失,允许七十二军使用法币维持伙食。可是七十二军的官兵军饷无着落。当时我军尚存一部分“公积金”,我主张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奈何钱又太少,每人只发到五六角毫洋,这毕竟只可以暂时稳定军心。宜宾人民主动给我们提供伙食,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由于起义前不能公开号召,部队思想不统一,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死硬分子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义后部分士兵情绪波动极大,甚至有的部队发生叛变。

告官兵书一颁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满街打枪以发泄怨气,各级军官无法制止。还有一军官装成吃醉了酒,拿着手榴弹,闯进我军部办公室,大声喊叫:“郭司令,国民党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宣布起义?”我知道这时高压不解决问题,急令卫兵把手榴弹夺了,然后说:“你喝那样多干啥?还发起酒疯来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军十六军随后由南溪直上威远、荣县追歼蒋军。张国华所部十八军相继到宜宾,我带领徐参谋长等过河前往迎接。张国华性格爽朗,决心明快,一见我就说:“郭军长,我们知道你思想进步,与党早有联系。”我随即请他去洗澡、看电影。他十分随便,毫不迟疑推让就同我过江,为了保护张国华同志及随他的解放军干部的安全,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特别加强警戒,防止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张国华和我一见如故,毫不迟疑,他豪迈明快的军人风度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着十八军召开了七十二军起义欢迎大会,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致欢迎辞,他高呼“向七十二军起义干部战士致敬。”一面举手行礼。这种热烈场面,七十二军干部战士从未见过,看了非常满意。

十八军要通过我部驻地北上,为了防止万一,张国华希望我腾开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让他的部队安全通过,于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两团由北树溪移往安边,为十八军让出一条路来。并派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前去掌握这两个团。这时,由于两团与我隔离开,互不能见面,有线电不通,特务乘机造谣说七十二军驻宜宾城里的部队,被缴械了,郭军长也被赶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旧部杜永鑫、吴让趁机煽动部队叛投王陵基,十八军部队过完后,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释。这样,除了六九八团二营长陈超带领七个连叛逃外,其余都回来了。长宁指挥所的人员也由王蜀生率领回到宜宾。

张国华任军长的十八军进军西藏后,第十军军长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调七十二军驻防富顺,我就归杜义德指挥了。我到泸州去见杜义德,说明我伙食无着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军的供给制发给七十二军每月数万元人民币,这以后才解决了我军的经费困难。

虽然伙食、薪饷总算有了着落,但部队内部思想混乱、纪律废弛。很多军官士兵对起义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连仗都没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气;七二十军当时相当一部分是保蒋介石的特务。根本就不同意起义,也就是说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起义的只有一些平时跟我关系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时我曾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说要到成都见他们,他们回电让我暂不要离开,以后再电约见,结果我就没有去。这时任廉儒也来到宜宾,告诉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也就暂留在了宜宾,安排都围绕着稳定军心为重点开展。

我深信共产党能使祖国富强,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追随共产党,我的起义自然是毫无半点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七十二军并未执行蒋介石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几十万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将部队收缩到宜宾,对已经崩溃的蒋军构成威胁。我所冒的风险比打仗严重得多。派来的军代表们急于求成,认为部队有把握了,调很多军官去受训,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动摇军心的。他们没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队。

由于起义,事先不能作动员工作,起义后两极分化,是难免的,所以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叛变,但最厉害的是六九七团的叛变。当时,七十二军已移驻富顺,军代表同志很不理解旧军队,才下到连队几天就盲目乐观,说对连队士兵有把握了,不听我的劝告,硬要在部队还不稳定的时候,立即把部队中的营、连、排长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学习。学习当然没什么,却一去就不复返,结果,六九七团的少校团副马启驹,三营营长李治安等就借此鼓动士兵,说共产党不可相信,干脆逃跑,发动了武装暴乱,残杀各连军代表,围攻团部,顿时,11个军代表死于暴徒之手,连第二营营长王瑞因保护军代表,不愿叛变,也死在暴徒的机枪之下。许多军代表得知消息后,说打仗都没牺牲这么多干部,感到万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绞。

冯、李暴乱对军队影响极大,大家都骇得没有主意,赵德树约同肖烈对我说:“军长,这个祸闯大了,我们干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说:“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祸惹下了,我们有责任,但并不是我们指使的,罪不该死,犯不着跑出去找死。”我于是找赵德树、肖烈说:“你们虽是师长,也不能怪你,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杀头杀我,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好好安心下来,掌握好部队,以免再出乱子。”于是,我们积极安抚剩下来的士兵。这样,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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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汝瑰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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