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侯家大院地处大王庄积庆里，积庆里义和团弟兄自然都是积庆里一带居民，家住积庆里，没有人不知道侯家大院，知道侯家大院，就更知道大名鼎鼎的侯六爷侯春源侯大人的，而且侯家大院还是有名的六块匾侯家，侯春源大人更是一方贤达，积庆里有名的善人。

自从积庆里一带有了义和团，侯六爷就留心哪一个是这一带义和团弟兄的首领，很快，侯六爷就得知积庆里义和团的大师兄，原来就是一个挑水的人夫，天津话叫“挑水的”，叫张二。自然，当上了义和团大师兄，他也就不再挑水、而成了专职义和团首领，虽然没有俸禄，却也有饭吃了，而且不必出卖劳动力，或者套个后来的词汇，叫做“提干”了。

挑水的张二做上了大师兄，积庆里一带民众再不敢唤他张二了，叫什么呢，按照天津人的习惯，称他是“爷”吧，只怕他自己也不好意思点头，再叫他张二吧，大家又觉得不为恭敬，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出了一个合适的称呼，人们不约而同地就叫他是张二哥了。

据老祖父对我们说，天津义和团拳民多是下层民众，这个阶层因为社会地位的制约，在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即使他们成了拳民，再譬如像张二哥那样做上了大师兄，但从精神上他们绝对不会膨胀到觉得自己就是历史创造者的程度，张二哥当上了大师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当地乡绅、大门大户人家疏通关系，而且以确保当地乡绅和大门大户人家的平安为条件换取存在的合法性，说起来也应该是一种默契了。

侯六爷侯春源大人再平易近人，再天性善良，再没有架子，他也不会屈尊和张二哥对话，张二哥担着两只水桶走在路上，看见侯六爷从对面走过来，张二立马得侧着身子给侯六爷让路，还要将一对水桶横过来靠着墙壁。唯恐溅侯六爷身上水珠儿。如今就算是张二哥提干了，做上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但到底他也忘不了自己的身份，绝对不像后来的造反派那样，胳膊上一挎上红箍就六亲不认，嘴巴上喊着“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拉下马”，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张二哥做上了大师兄，很快就有人给侯家大院捎到了信儿，张二哥禀告侯六爷，只要他在这一带地方“主”事，就绝对不会错待了侯姓人家，外面无论怎样杀二毛子，义和团也不会到侯家大院来打扰。张二哥让人带信儿说，如今天下大乱，外面无论什么应酬，就请侯六爷嘱咐家人免了，出门走在路上，万一遇见什么意外，他张二哥说不上话，只怕就要吃亏了。

有了张二哥的话，侯六爷也很大方，让人转告张二哥，侯家大院腾过一道小院，给义和团立个“坛口”，一切费用，侯姓人家全包下来了，而且对于主持坛口的大师兄，另外还有一份酬谢。

坛口，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按八卦分支，设有乾、坤、震、巽、艮、兑等不同的级别，立在侯家大院里的坛口是最低一级的坛口，成员约80人。在侯家大院设立坛口，就意味着这个坛口全体成员的活动费用由侯姓人家包下来了，一个坛口的活动经费是多少？义和团没有规定，而且拳民们的生活费用义和团也不负责，无论演练，参战，都是无偿自愿行为，连后来通行的劳务费都没有，如此也就更不知道什么是津贴，资金了。

每个坛口有百多名弟兄，相当于后来一个连的成员吧。上面有什么“指示”，由坛口负责向下传达，外面有什么行动，坛口负责招集弟兄，或是参战，或是演练，每个坛口就是一支小队伍。

民家设立坛口，实质上是一种赞助行为，侯家大院立了一个坛口，除了对大师兄有一点点表示之外，对于这个坛口的义和团弟兄也要有些表示，用个规范词，就是施以小恩小惠，每个拳民多少都得到一点点好处，如此侯姓人家也就会得到这一带坛口弟兄们的关照了。

我曾经向我的老祖父问过，你看见过坛口祭香吗？

老祖父自然是看见过的，老祖父对我们说，坛口活动也并不隆重，就是大师兄一个人按时到坛口来，焚上一柱香，再煞有介事地东瞧瞧西望望，说是看上苍有什么指示，再看人间有什么灾殃，由此再决定义和团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每天的例行公事，大师兄就是做些表演罢了，焚香之后，我家自然有人会和张二哥打交道，据老祖父对我们说，反正每天大师兄走的时候，都要带走一蒲包食物。

蒲包，是当时天津人用来放食物的包装袋，那时候没有塑料袋，卖食品的商贩，就用蒲包来装东西，鲜货铺，一蒲包水果大约有2公斤吧，最大的蒲包可能在3～4公斤之间。小时候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平常日子大多都带一蒲包水果，也说不上是送礼，就是一点点表示罢了。

张二哥每天从侯家大院带走的一蒲包食物，有馒头，有大饼，自然更离不了酱肉，有时候还有条大鱼，反正足够张二哥一家人的一日三餐了。再过些日子，侯家大院平平安安，侯家大院于一只蒲包之外，还有一个小纸包儿。“买包茶吧。”送小纸包的佣人对张二哥说着，张二哥义和团之后，又出现了红灯照，距离天津60华里的杨柳青，有名的杨柳青年画，就是杨柳青镇的传统产品。义和团在天津日益壮大，杨柳青镇上一个叫林黑儿的女人，摇船来到天津，将船停靠在天津城北归贾胡同北口的南运河上，以此为据点，林黑儿发展一些天津城内的女子，自称是红灯照组织，大显神通，很快就成了义和团的一个派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