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我很想写一写这条弄堂里的脚印,写一写这栋楼里的灯光
口述人:熊畅苏(熊瑾玎、朱端绶之女)
当年在上海掩护中央机关很难很难。不要说大人,就是小孩也有任务,让你哭你就哭,不让你哭绝对不能哭。中央领导在里间开会,妈妈抱着孩子在外面望风,你怎么可以大哭大闹?你大声哭闹,影响了里面的重要会议,那不是全乱套了?可是,会议结束了,中央领导都走了,孩子就得叫一叫,哭一哭,闹一闹,多给人留下一点生活气息。白色恐怖那么严重,到处都有敌人,都是敌人的暗探,一点也不能让他们起疑心。一定要让他们产生错觉,平时住在这里的就是一户很普通很普通的老百姓。最初调我母亲来这个机关工作,也就是为了营造一个生活环境,增加一点家庭气息。我父亲开了一个商铺,商铺不能没有老板娘,要不然,时间一长,就会引起外人猜疑。周恩来决定调一个女同志来配合我父亲工作,假扮夫妻,组成一个“家庭”。
在那之前,我父亲与我母亲已有接触。我母亲在湖南省互济会工作时见过我父亲。他们曾经在汉口一起照料过革命老人徐特立。我母亲生于1908年,小我父亲22岁,入党却比我父亲早两年。他们两人在云南路住机关,为来开会的中央领导放哨、做饭、买开水,平时也很忙。忙过了,空下来,我母亲喜欢读一点唐人诗词,我父亲就给她买来了《唐诗三百首》,还给她讲解王勃的《滕王阁序》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还给她逐字逐句地解读。我母亲想要学着写点什么,我父亲又循序渐进,耐心教她旧体诗的词牌和韵律,什么叫五言、七言,五律、七律;什么叫渔歌子,鹧鸪天、忆秦娥。
我上次去上海看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大巴停在福州路、云南路口,车门一打开,我头一个下车,下车就找墙上的标牌。我记得那一块牌上刻着“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那一块牌上还刻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六大’以后,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于1928年租得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的三间房间,设立党中央政治局机关。”边上有一位老人,刚从附近公园早锻炼回来。他看我不停地说,不停地找,就用上海普通话告诉我:“你说的那个牌子在后面的小弄堂里。你们要看,我带你们去。”我就跟着他拐进了后面的小弄堂。
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走后门,头一回走进那栋房子背后的弄堂。那条弄堂弯弯曲曲,很窄很窄。老人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紧紧跟上。我的身后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侄子周秉钧、陈云的女儿陈伟华等。老人问我:“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我说:“我们的父母都跟这栋房子有关。我就是熊瑾玎和朱端绶的女儿。80年前,我的父母就住在这栋房子里面。”
老人将信将疑地追问我:“你不骗人?”我说:“老爷爷,您知道吗?这条弄堂,这条窄窄的弄堂,曾经走过多少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我们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一路前进,一直走向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周秉德说:“大姐,你说得真好。”我说:“没有你伯父的介绍,就没有我父母的结合。没有我父母的结合,也就没有我。这是我父母恋爱的地方,并肩战斗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我真的很想写一写这条弄堂里的脚印,写一写这栋楼里的灯光。”
我父亲和我母亲先后生过5个孩子,到老了陪他们的只剩我一个。5个孩子都是在他们从事地下斗争时生的。那时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工作条件极其困难,每天都在紧张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生下小孩,我母亲往往就没有奶给孩子吃。我大姐耕午出生刚满1岁,正好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中央政治局机关撤销,我父亲和我母亲先后分配到湘鄂西苏维埃工作,孩子只能托同乡帮忙抚养。我是我母亲在湘鄂西时怀上的。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到1岁就断奶。我的三妹取名桑渝,吃奶妈的奶,半岁时患肺炎,因为缺医少药死了。四妹出生11天才请到奶妈,也夭折了。五妹1945年生,取名驷午。1947年,我父母由晋西北去晋察冀。1948年,由晋察冀去石家庄,不久驷午也患白喉而亡。大姐耕午则因心脏病于1961年12月9日病故,在世上仅活了31个年头。
我父母虽然被人叫了半辈子“老板”、“老板娘”,却没有为自己和家人攒下一分钱的积蓄。克己奉公是我父母的终生美德。革命战争年代,他们竭尽全力为党筹措经费,淡泊人生,两袖清风。解放后,国家从供给制变成薪金制,我父母的行政级别不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比较富裕,然而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存款。我父母每月领到工资,除了维持很低水平的基本花销,其余的钱都用纸包起,包成一个个小纸包,为家乡有望成才的孩子提供学费。我父母生前不知资助了多少贫困学生。这些学生成人后,我父亲还亲手为他们每人制作一张小卡片,贴上他们的相片,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勉励他们回乡务农,埋头苦干,全心全意建设新农村。
1973年1月24日,我父亲与世长辞。1994年1月24日,我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两个1月24日,隔了整整21年,我只能说是天意。一对恩爱夫妻,就连“走”,也“选”在了同一天!
【钩沉】
“慎成里”和“眉寿里”到底在哪里
朱端绶在自传中说:“1932年秋,我们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党中央分配瑾玎管内部交通。我因怀孕,暂时看守内务机关,贺龙家属每月的生活费仍由我们送。已经有快半年没给他们家送生活费了。我和瑾玎带着耕午去法租界巨籁达路慎成里看望他们……大家都哭了。他们的女儿病故了,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1933年,他们搬到法租界徐家汇路眉寿里162号一个理发店楼上。我因生孩子,从2月份起就是瑾玎一人去送生活费。4月8日,因叛徒告密,贺家被抄。瑾玎扮作医生当日上午10时去他家送生活费,被埋伏在周围的巡捕和特务碰到,也遭逮捕。”
我们所能查到的“慎成里”,只有永嘉路(旧名西爱咸斯路)291弄。而当年上海的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似乎也没有一条以“慎”字起首的弄堂名。至于眉寿里,上海倒是有两条,一条为建国东路(旧名康悌路)523弄,一条为泰康路(旧名贾西义路)178弄。这两条弄堂都离徐家汇路不太远。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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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泉真 梁建刚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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