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200多元。台北的徐东波就承认:“1943 年夏天，我 23 岁，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 160 元的薪俸，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我向日本军队报到，大约 1 个月之后，即启程前往菲律宾。”

其次，当兵可以获得跟日本人大体同等的社会地位。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并不能享有与日本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是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则只能供给少量的下等猪肉。

然而，如果能够当兵，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与日本人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曾经参加日本陆军特别志愿兵的台湾宜兰县简传枝称:“当年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

愚民洗脑威逼利诱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愚民。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

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

这部集合当时一流编导、演员，并由日本首席红星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在台湾播放时反响热烈。在这个氛围下，台湾原住民泰雅族陈干雄当时也奉召加入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高砂义勇队”。

据陈干雄称，日本当时先把曲调哀伤、歌词感人的歌曲拿到各学校传唱，当台湾街头巷尾都能听到这首歌曲时，日本就开拍电影，电影一拍摄完成就轰动全台湾。当时他们出发到东南亚作战前，日本当局还把他们带到台北集体观看这部电影。

正是在现实生活的威逼利诱以及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殖民政策下，不少台湾青壮年加入了日军。

对于台籍日军士兵，日本军方从未消除猜疑。据来自屏东客家的邱锦春叙述，他在因缘际会下考上日本陆军军官后补生，在经过九个月训练后，1943年前往名古屋地区的陆军第七航空部队报到，担任日军轰炸机的副驾驶。

邱锦春说，他在名古屋服役时，由于美军已经开始对琉球展开攻击，因此他们的任务多数是载运弹药与粮食，空投给琉球岛上的日军地面部队。

他一到部队报到后，队长就鼓惑航空队员说:“人难免一死，病死也是死，交通事故也是死，但是为日本、为天皇战死沙场，死后将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永世的敬仰。”队长同时还下令不准其他日本人歧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