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证明你是卖字的?”

“有，有，我写的字还有。”我解开包袱，拿出几张字给他们看，还把笔砚也拿出来，摆开要写字的架势:“老总，要想留名，我立即可写。”

“民团”没有雅兴，扫兴地走出了店铺。

我回头找山西农民，也不见了踪影。农民怕事，见他们纠缠个没完，他悄悄溜之乎也。我少了个伴，也很扫兴。

走到庆阳驿马关，我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竟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我内心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我克制住了。长久压抑的心松快了，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想跟红军哨兵逗乐的兴致。

“我叔父在陕北做生意，我从南方来看他，你怎么不让我过关呢?我听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爱护生意人，怎么我借路过一下你们都不让呀?”我隐瞒自己的身份，跟不让我进关的哨兵泡起蘑菇来。

哨兵毫不通融:“拿路条来！”

我说:“我是远方来的，到哪儿去搞路条呀?”

哨兵:“上级讲了，没有路条不行!”

我觉得需要透露点信息，让哨兵意识到我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便说:“同志，请你们指导员来一下好吧，我有话对他讲。”

另一个哨兵有头脑，感觉这位知道红军有指导员的生意人有来头，问道:“你怎知道我们有指导员?”

我闪烁其词:“我比你知道得多，同志！”

“你不简单，不简单！我带你去见指导员。”

哨兵领着我见了指导员。指导员听了我的叙述，肃然起敬，请我吃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我送到庆阳招待所住下。招待所所长拿出一套红军服装给我换。我把那身卖字先生穿的衣服脱下，丢在大门口，又穿上了久违的红军服，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招待所的同志逗趣道:“欧阳毅同志，你也太着急换衣服了。穿着那身卖字先生的衣服照像，多有纪念意义啊!”

我一听有理，跑到门口一看，旧衣服已被人拿走了，我后悔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随营学校校长袁国平派人来接我到学校去住。我任五军团保卫局长时，袁国平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共过事，比较熟悉，这次见面分外亲热。叙完别后之情，袁国平拿出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慨。

我兴奋地给毛泽东、朱德拍去一个电报，报告我劫后幸存，已回到了庆阳。

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我到延安--我日思夜想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