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证明你是卖字的?”
“有,有,我写的字还有。”我解开包袱,拿出几张字给他们看,还把笔砚也拿出来,摆开要写字的架势:“老总,要想留名,我立即可写。”
“民团”没有雅兴,扫兴地走出了店铺。
我回头找山西农民,也不见了踪影。农民怕事,见他们纠缠个没完,他悄悄溜之乎也。我少了个伴,也很扫兴。
走到庆阳驿马关,我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竟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我内心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我克制住了。长久压抑的心松快了,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想跟红军哨兵逗乐的兴致。
“我叔父在陕北做生意,我从南方来看他,你怎么不让我过关呢?我听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爱护生意人,怎么我借路过一下你们都不让呀?”我隐瞒自己的身份,跟不让我进关的哨兵泡起蘑菇来。
哨兵毫不通融:“拿路条来!”
我说:“我是远方来的,到哪儿去搞路条呀?”
哨兵:“上级讲了,没有路条不行!”
我觉得需要透露点信息,让哨兵意识到我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便说:“同志,请你们指导员来一下好吧,我有话对他讲。”
另一个哨兵有头脑,感觉这位知道红军有指导员的生意人有来头,问道:“你怎知道我们有指导员?”
我闪烁其词:“我比你知道得多,同志!”
“你不简单,不简单!我带你去见指导员。”
哨兵领着我见了指导员。指导员听了我的叙述,肃然起敬,请我吃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我送到庆阳招待所住下。招待所所长拿出一套红军服装给我换。我把那身卖字先生穿的衣服脱下,丢在大门口,又穿上了久违的红军服,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招待所的同志逗趣道:“欧阳毅同志,你也太着急换衣服了。穿着那身卖字先生的衣服照像,多有纪念意义啊!”
我一听有理,跑到门口一看,旧衣服已被人拿走了,我后悔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随营学校校长袁国平派人来接我到学校去住。我任五军团保卫局长时,袁国平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共过事,比较熟悉,这次见面分外亲热。叙完别后之情,袁国平拿出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慨。
我兴奋地给毛泽东、朱德拍去一个电报,报告我劫后幸存,已回到了庆阳。
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我到延安--我日思夜想的圣地。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 ||
作者:
欧阳毅
编辑:
梁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