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在心里合计了一下，点点头说:“你们在村口等着，我回去取衣服。”

“老乡，我们跟你去拿吧?”我说。

“不必不必，村里有马家军，发现你们不得了！”老乡竭力阻止我们进村。

过了一会儿，老乡抱了一堆破衣烂衫出来，向我们跟前一扔。我们赶紧脱下身上的外衣，交给老乡。

我穿上老乡给的黑色破棉袄，套一条也是黑色的旧裤子，拣了一根棍子拄着，身上除了那条干粮袋，其他就一无所有了。

我俩开始要饭时不知怎么张口称呼，“大伯”、“大妈”、“老乡”、“先生”、“师傅”、“老板”，都觉得不太妥当。称谓必须符合乞丐身份和北方习惯，带点恭敬口气，人家才爱听，乐意施舍。我推敲来推敲去，确定张口叫“掌柜的”比较合适。

开始，我们也掌握不好讨饭的火候。见村子冒了烟，以为饭熟了，就进去要，结果碰了钉子。

“老子还没有吃哩，滚！”

挨了一顿骂，我们总结经验，知道要早了不行。乞丐要的是剩汤剩饭，人家自己都还没有吃，哪能给你呢！看到村子冒烟之后，至少还要等一二个小时，才能进村去要。那时人家刚吃过饭，有点残汤剩水，乐得行善积德。

讨过一段饭，我们也摸索到一点规律。首先要选准讨饭对象，一般来说老太婆心肠慈善，向她要多少能给一点。青年妇女也可以，她们当家理事，心肠软乎，也愿意积德行善。

春荒时节，讨饭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就想找点打短工的活计，混口饭吃。我俩路过一个村庄，看见一帮老乡正在挖水沟。我上前去打听，才知是一户地主雇他们挖水沟，为春播做准备，管饭吃，还有点工钱。

好几天没有讨到饭了，不如在这里帮几天工，解决一下肚子问题。我俩便托老乡给监工说情，收下我们当短工。监工见我俩年轻，便发给了两把锹，讲好只管饭不给钱。

我俩混进了挖水沟的行列。小张是农民出身，壮劳力，挥舞铁锹既有力气又在行，获得监工好评。我是学生出身，在红军里又一直当干部，挖沟力气小，铁锹抡不开，干活不在行。监工不欣赏我，走过来骂道:“你偷懒，不肯下力气!”几鞭子抽下来，我身上起了一道道血痕。

老乡抱不平:“你不能打张先生(我讨饭时改姓张)，他是文化人，打了文化人眼睛要瞎的!”

监工不管那一套，又抽了几鞭子，才停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虽受了鞭笞的污辱，为了吃饱也只能忍受。

终于过了黄河

好不容易穿过沙漠，我们来到了一座长城垛子。这里是甘肃到宁夏的必经关卡，检查严格。有个梯子上到墙垛上去，墙垛上站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兵，在那里仔细搜查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我可紧张了一番。我虽然形同乞丐，可米袋子里还有宝贝和“禁品”。头一件宝贝是块罗马怀表，在当时是名贵货，长征路上李一氓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着，扔了什么也不肯扔它。另一件宝贝是支派克自来水笔，也是价值无比的纪念品。那还是1930年从井冈山下来，我在四军第一纵队党委当秘书时，这个纵队打下了广东梅县县城，为了庆祝胜利，给营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支派克笔。还有一点藏红花，是西路军失败之前发的，我一直未用，塞在干粮袋的最底层。

更可怕的是还有我那驳壳枪的九发子弹，一直藏在干粮袋里，如今成了烫手的危险品，被哨兵查出来还了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了枪留着子弹何用?我直埋怨自己，急得揣着干粮袋手心冒汗。可已经进入了接受检查的行列，走出队列或扔掉袋子都容易暴露，我索性强自镇定，硬着头皮顺梯子走上墙垛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