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他还致电南方各地党的领导人，强调务必“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动员党与非党的多数人员四出活动，“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力求缓和局面。

11月7日，中央据此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把“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来，一方面“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一方面全党动员，挽救时局危机。指示强调:“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

距离蒋介石规定的最后时限越来越近，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多少还有些怀疑。他一面肯定新的对策已为蒋留有余地，一面仍不时地表示担心，称国共关系“好转前途很少”，“恐蒋不争气耳”。但新方针既已确定，各种情报也证明“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之决心”，毛泽东也就一再表示相信:“我方反投降反内战之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

注意到蒋介石对谣传八路军调动一事十分恐慌，毛泽东开始大打心理战，要求各地放出消息:“如彼方大举进攻新四军时，八路军决难坐视”，“以恐吓之”。他说“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与此同时，他要求各地不得擅自“开衅”。当他接到刘少奇来电，说国民党两个师进攻皖东新四军，新四军决心报复，消灭苏北韩德勤部，毛泽东立即回电称目前只能准备，不能动手。彭德怀来电提议调派主力援助华中新四军，先发制人，毛同样复电说:“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华北各部暂不调动。

11月15日，为劝阻党内军内急于转入攻势的强烈要求，毛亲拟电文指示各地，全面解释蒋介石目前进攻还有种种困难，与日本人也没有真正讲好条件，“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是可能打退的”。

但是，15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的答复何白皓电的“佳电”公开发表后，毛泽东从各方反应判断“大局有变动可能”，对形势的估计又有点过于乐观了。

21日，他开始断言:“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而我们是不吃这一套的。即使皖南须“一点点让步”，我也“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如果他敢叫胡宗南在边区挑衅，“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一块地方”。“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

据此，他指示叶挺、项英:皖南新四军北移“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并批准了苏北新四军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风谷村、车桥、平桥、阳念、黄浦、安丰等地的局部战斗计划，以打通皖东与苏北的联系。

24日，日军开始向鄂西、鄂北发动进攻。30日，日本同盟社消息，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反其道行之，宜布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额贷款；英国政府随后也宣布将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甚至斯大林这时也宣布将进一步支持中国抗战。这种情况说明，关于蒋介石要投降日本的估计已经不能成立了。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很快得出结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无办法”，“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他从而确信:“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甚至坦率承认，过去一段对英美的政策是不妥当的。

但这时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苏联大使就特别告诫说，从目前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看，新四军不退出华中，蒋是不会罢手的。冯玉祥也特别提醒中共说，蒋对苏北问题十分恼火，惹急了是会撕破脸皮乱打的。对此，毛都表示不可信。他对周恩来说: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不过，要说这时陈毅部打通皖东与苏北通道的战斗对蒋介石毫无刺激，恐怕也不正确。这边毛泽东颇为自信地向叶挺、项英许诺:蒋介石已下令各军协助我军转移，因而新四军军部北移不会遇阻；那边蒋介石却秘密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剿灭黄河以北匪军作战计划”，并于9日下达手令，限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于12月31日移至长江以北，一个月后移至黄河以北，决心要不顾一切肃清江南乃至黄河以南的新四军。

显然，毛泽东不了解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对皖南部队所处的危险形势这时也还有些估计不足。他确信，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的强调反投降了”。“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他反复讲:“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大吹小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