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肯定蒋介石“剿共”是必然的，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还是不能不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他分别致电彭德怀和刘少奇，强调:“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他提议，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准备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将新四军精锐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趁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隙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准备独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之到达。

计划已至如此具体，可以想见毛泽东又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方案，了。只不过，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所以他还不能不万分谨慎小心。用他的话说，是“鲁莽不得，错误不得”。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决心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行动的时间；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犯，“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为不致被迫“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十五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一切已引弦待发。不过，面对这孤注一掷的重大步骤，他仍缺少决胜的把握。因此，他不能不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请求”给予“指示”。

11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电报，详细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步骤的必要性:蒋介石现在正压迫我们在华中与山东的三十万人退往旧黄河以北的华北三省，而那里我们已有五十万人，敌人扫荡异常激烈，根据地日益缩小，给养十分困难。“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毛泽东表示，我们决不能就范，准备举行自卫的反攻。拟以大部军队(约三十五万)坚持各抗日根据地，而以一部精锐(约十五万)打到国民党后方的河南与甘肃等地去，以期粉碎这一进攻。但此举必被蒋指责为破坏抗日，并“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因此，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并不是要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两党力量对比，事实上也都没有达到这样做的条件。采取这一重大步骤，完全是迫于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但问题是，只要有破裂国共关系以至影响中国抗战的任何可能，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不愿见到的。

就在毛泽东准备寻求莫斯科支持之时，斯大林正在派遣新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在与崔可夫的最后谈话当中，斯大林明确讲到对中共力量的看法，不同意采取与蒋介石为敌的作法。他说:中共“还显得太孱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那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季米特洛夫对这时国共之间的严重局势也深感担忧。在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了必欲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立场。他强调: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故在政治上应把矛头对准亲日派，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党的决定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开始估计投降危险已被制止

毛泽东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即不能实行，这一点很明显。况且，他也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不能不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

11月6日，他读到周恩来发来的“重要情报”，了解到英美正极力设法控制中国，国民党内高层亦强调“蒋本人受英美影响大过德日”，力主鼓动英美反对亲日派逼蒋投降阴谋，制止“剿共”战争。蒋本人也在3日下午将各地请求“剿共”的文电改为“缓发”，说是需要再作考虑。毛泽东当即一改前此方针，致电周称:“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人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