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隐隐浮现，中国怎么办?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显然已不适宜了。如果说一年之前提出那样的目标，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那么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国民党的抗日与否正在成为疑问，就是它的“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也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而正在发生着变化。

根据中共1939年秋对外公开宣传中的说法，它的军事力量仅八路军一部就已经发展到22万人。半年之后，据不公开的统计，它的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0万之众，相当于国民党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而且，这数十万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以及华中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即使还有少部分存在，事实上也已失去与八路军抗衡的能力。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开始公开抨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断言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固然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这其实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断定，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绝不可能“长期合作，共同建国”了，就是抗日战争的主要领导责任，也将“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是“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只能是“变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当然，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等于否定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共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比较悬殊，再加上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敌人日本，简单地提出“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难免会重犯内战时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何况，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续范亭也不同于鹿钟麟。

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使这个“资产阶级”能够有所区别，以便在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内的那些并不反共的力量能够继续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最初，毛泽东沿袭以往的说法，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面性。但按照这种区分的办法，蒋介石及其领导集团算什么呢?显而易见，既不能将其归人应当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据实际情况，又不能将其纳入到应当打倒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买办阶级”之中。

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在1940年7月以后“才正确认识清楚”如何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1940年3月，毛泽东从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开始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毫无疑问，蒋介石集团属于必须“反对和孤立”的“顽固势力”。何谓“顽固势力”?按照毛的解释，就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7月13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明确表示，他确信:“国民党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要转变为民主政权，没有大分裂是不可能的”。而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

既然肯定国民党现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么，区别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重要观点。他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即是。”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即是。”

毛泽东警告:蒋介石正在与日本搞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强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联系，不是没有来由的。

二战开始后，在欧洲战场上，德、意很快就占尽上风。按道理，一向指望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应当收敛自己的反共行动了。但事实上，正是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国民党在华北和西北的磨擦行动也随之大规模展开，甚至发展到陕甘宁边区周围来了。这一度让毛泽东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