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南京后的情形，对于曾氏和湘军集团来说，表面风光无限，其实背后险象丛生，曾氏在那时若居功自傲，甚或听信妄言，起兵造反的话，史册上便将会多一个韩信或吴三桂式的人物，少一个文正公，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说，便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曾国藩人生的偶象是他的祖父星冈公，即曾玉屏。一直到他的晚年，处于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的位置，他仍然认为自己不及祖父。考查曾氏一生，其祖父给他的影响最大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为治家。曾氏说他的治家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书、猪”，完全是秉承星冈公的遗教。二是做人。关于星冈公的做人，我们可以从曾氏所写的《大界墓表》、《台州墓表》，以及平时他写给诸弟子侄的信中略见大概:此人早年行为颇近浮荡，中年幡然改过，讲求农事，家道因此中兴；治家有方，且乐于为乡邻排难解纷，颇具领袖气质；平时神情威严，不可侵犯，一家人都怕他。长孙点翰林，他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家仍然靠种田吃饭。看来，这是一个强悍的人。曾氏引用其祖父所说话中最多的一句是:“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正是受强悍祖父的影响，曾氏从小便具有强者性格。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曾氏的强者性格源于其母江氏。曾氏说过他的母亲“每好作自强之言”，他与他的九弟都“秉母德”。“强”，可谓曾氏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贯穿他的一辈子。解剖曾氏性格中“强”，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自强、好强、刚强、明强等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略为展开来说说。

一、自强是曾氏得以出类拔萃的首要原因

曾氏的家乡位于丘陵重迭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冲，曾氏的家庭是一个“五六百载无与科目功名”的普通农家，这样一个人家的子弟，要想有所出息，没有别的指望，一切都要靠自己。而当时的出息也只有一条路，即借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曾氏所要走的正是这条艰难的羊肠小道。他的父亲虽说是个读书人，但一连考了十七次，才在四十三岁那年中秀才。天赋如何且不论，至少在猜题这点上是个低能儿，对于儿子的科考，他可谓一点忙也帮不上。就连考试，曾氏也得靠自己去琢磨。曾氏五岁发蒙，从小便发愤苦读，诗文集中收有《小池》一首，传说是他十四岁时的作品:“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势，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自强进取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靠着这股成蛟成龙的志向，曾氏凭一己之力，顺利通过层层考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终于走出穷山陋壤，来到京师帝都，做了皇上的文学侍从。

除了家世寒素外，曾氏还是一个资质并不特别颖异的人，他经常说自己鲁钝，梁启超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他二十三岁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都是他非特别聪明的证据。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其成果的获得，所付出的辛劳，毫无疑问要比别人更多。况且，曾氏的体质也不强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病号。他三十岁时大吐血，几乎不治。三十五岁时开始得皮肤病，此病后来伴随着他的后半生，而且有时非常严重。咸丰九、十年时期，他的日记中常有被此病折磨得痛苦难受的记载，他说此病令他“无生人之乐”。四十七八岁时，他得了严重的忡忧之症。这种忧郁症害得他经常失眠，心中恐悸，两眼昏花，甚至寸大的毛笔字都不能辨认，自己觉得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到了五十五六岁以后，更是各种疾病都来了:眩晕、心悸舌蹇、不能多说话、右眼失明、左目微光、多次出现手脚麻木、失语的现象，终于在六十岁另三个月时死于脑中风，刚过下寿的底线。

资质上并非天才，身体上又属于病号，却有如许业绩，靠什么？他在给其九弟的信中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正是仗着这种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曾氏硬是战胜了自己的一些先天性不足，令许多天才和壮健者自愧不如。

二、好强是曾氏人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好强即争强好胜。这一点，曾氏晚年与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很坦率地谈过。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员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又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这两段话，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好胜者的形象。早年，曾氏在京师做翰林，学问、文章、书法都是他的主业，对于这些领域中当时领京师风骚的梅曾亮、何绍基，曾氏并不服气。这种心情，他在给诸弟的信中也透露过:“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这一段话说得更直白，在他的眼里并无梅、何等人的地位，能与他谈诗论文的只有韩愈、王安石这些人。好胜之心，何等强烈！好在曾氏虽好胜，却不狂妄，他知道取胜之道在自己的努力:“多读书。”最后仍落在自强这一点上。

中年奉旨出山办团练，原本是做个全省民兵头，结果后来成了一个兵符其实的三军统帅，曾氏对赵说，这是因为“有激而成”。当然，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决不仅仅只是“激”的问题，但无疑，“激”是其中原因之一。

曾氏办团练时受过什么刺激呢？这段话说得很简单，王闿运在《湘军志》中道出其中的详情:“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暑操兵虐军士，且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操切，以有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