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曾氏的军权也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所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无处不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一条战船上都挂着斗大的绣有“曾”字的帅旗。军威之甚，的确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微服南巡，看到这个场面，他是不是有东南半壁河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咸丰帝此刻正需要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便削减曾氏山头，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以便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局面。笔者想，这或许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却将巡抚之职授给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的原因。后来，当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又迫不及待地将刘长佑擢升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这样做，为的是不能让曾氏一人坐大。至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将左宗棠从一个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则完全是基于左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楚军。楚军可以成为与湘军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朝廷所施的制衡术，至此则近于昭告世人了。

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汉人，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曾氏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曾氏的军事便总是败多胜少。在江西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弄得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咸丰七年二月，曾氏父亲去世，他以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不等皇帝批准，便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匆匆忙忙奔丧，惹得官场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骂。曾氏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顺利些了，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这时，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氏由此开窍，从法家影子里走出，进入道家境界。次年复出，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氏。第二年，对曾氏又用又疑的咸丰帝病逝，慈禧掌权，一改丈夫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氏全权负责。直到这时，才意味着江南战争期间真正的曾国藩时代的到来。曾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又一个转折。

一生三变

曾国藩去世不久，他生前的一位至交欧阳兆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这是一段研究曾氏很重要的文字，值得细细解读。

欧阳说，曾氏的学问，最先是用功于诗词歌赋上，这是翰林院的职业所要求的，后来他跟唐鉴交往，便转向儒家学说，其后又研读汉学，博览乾嘉时代汉学大家的著作，不以宋代注经者的观点为然。在朝廷上做官时，以程朱之学为依归。出京后办理团练和军营事务，又改变而转向申韩法家之学。曾经说过要写一部《挺经》，意思是表明他的刚毅顽强。咸丰七年二月，他的父亲病故，他向朝廷呈递请假折后不待批准，便奔回原籍。朝廷上的议论对此颇为不满。左宗棠那时在骆秉章幕府，对曾氏此举大加批评，一时间官场皆附合，曾氏也感到内疚，于是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睡不着觉。欧阳遂推荐曹镜初为他治病，曹说他的医术只能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至于心里的病得靠黄老之学来医治。曹镜初是想以黄老之道来暗示他，希望他能按黄老的学说办事。曾氏由此醒悟过来，复出后，一律以柔的原则来行事，以至于成就了这样大的功业，而毫无沾沾自喜的表现。

欧阳在这里为我们清楚地勾画了曾氏在学理修持上的三次大变化:早期在京师，从词赋之学一变为儒家之学；离开北京到了地方办团练，则从儒家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咸丰八年复出之后则从申韩之学三复为黄老之学。儒、法、道三家，分别成了曾氏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导学说。

现在来具体说说他的这个“三变”。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院。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取得了最为理想的成绩，尽管有过三次会试的经历，但曾氏的科举之道，总的来说走得非常顺利。五百年未与科目功名之列的乡村曾家，骤然间出了一个翰林，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做一个好翰林，那时自然是性格稳重的曾氏心中最大的愿望。翰林院的职责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充当皇帝的学术、文学顾问；参与各种敕撰书籍的纂修，草拟朝廷文告；会试期间充当考官。显然，翰林院是一个文化部门，读书作诗文即积累学问经营文字，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初进翰苑的曾氏，致力于词赋之学是理所当然的。吟诗作文，也是为他所喜爱并擅长的事情。翰林院除开是文化部门之外，它还是一个出干部的部门，即所谓的储才养望之地。中央各部的堂官、地方各省的督抚，不少是从翰林院里走出去的。正因为此，当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告诉曾氏为学应当以朱熹之书为宗师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按朱熹的所说身体力行。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以研究理学享誉于世，当时刚从江宁布政使职位上调任太常寺卿。唐鉴对曾氏说，学问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义理这方面程朱的学问最好，考核之学多求粗遗精，琐碎而不得大义，不必致力，至于文章之学，则以精于义理为基础。文章也不必多用功，用功应在义理上。唐鉴还具体为曾氏指出:检摄于外，在“整齐严肃”四字上，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上。唐鉴教曾氏从词赋诗文之学中走出来，认真研读义理之学，其实质上是要曾氏将功夫从技能的提高转向心性的修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