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思考，曾氏开始时并未接旨，但不久，武昌失守，湖北巡抚常大淳殉职，新任巡抚张亮基专人来函告知这一情况，并请求曾氏出山。好友翰林郭嵩焘亦为此专程来湘乡劝说他出来保卫桑梓。所有这些，便容不得曾氏不出山了。因为若再不接旨，对于朝廷，对于家乡的官场和父老乡亲都无法交待，这个时候他的一切理由都将不成理由，人们只会视他为自私、胆小的人。于是，曾氏焚烧已经拟好的辞命折，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家乡启程，二十一到长沙，正式做起团练大臣来。

曾氏是个很有责任心、很爱惜自己名望的人，且他的性格中本有刚强的一面（他曾多次引祖父的话“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勉励自己和诸弟，又说他和老九都像母亲一样要强）。面对着这样一个局面，不办事则已，要办事便只能按古训:“乱世当用重典。”曾氏于是从程朱转向申（不害）韩（非子），开始他人生的第二大转变。究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申韩之学的特点是:为达目的，不计手段。其惯用的手段则是严刑峻法、严格管理、严厉处罚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严，不讲情面。这就是申韩的特点。身为钦差大臣及湘军统领，曾氏来到地方后从严的办事风格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对惩治匪乱安定地方一事，其实行的政策是从严的。在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他方折》中，曾氏很明确地向朝廷表明:“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甚至命令做几十个站笼，将所抓的匪首关在其中，令他们一天到晚站在街头示众，不到几天便活活地死在笼中。他还命令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若查明会匪身份属实，则就地仗毙。

其次，他对驻守在长沙城里绿营的要求是从严的。他在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里说:“臣等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等亲往校阅，余日则将弁自行操阅。”这句话清楚地表明，曾氏是以朝廷下来的钦差身份，对长沙城内绿营实行严格管理的。

此外，他对地方文武官员的态度也是从严的。因为地方文武的不合作，咸丰三年他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咸丰五年六月，又参劾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对于陈启迈，曾氏自己说:“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曾氏的不讲情面，于此可见。曾氏这样做，招来的是社会恨他，骂他是曾剃头，绿营恨他，永顺协的兵士冲进曾氏的衙门，扬言要杀他。湖南与江西官场也讨厌他。靖港之役失败后，长沙各道城门紧闭，不让湘军进城。在江西，更是处处掣肘，官场上下都与他为难。加之战事不利，朝廷也对他不满，曾氏终于陷入荆天棘地之中。他曾经悲哀地对别人说，他是一个“通国不容”的人。

咸丰七年二月，他在江西前线接到父亲病逝的讣告。此时正是军事困难时期，他上了一道请求回籍奔丧的折子，不等朝廷批复，便匆匆带着弟弟国华离开军营回家。身为前线军事统帅，当此非常时期，不待朝廷批复，便擅自离开职守，曾氏此举是有背常理的。况且，鉴于军情紧急，朝廷也有可能不同意他离开军营。这种“夺情”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湘军在江西打仗，不与江西巡抚等地方政府要员见见面就撒手而去，也不合情理。曾氏是个为官多年的人，也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强的人，为什么这次如此反常？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巴不得早一天仍掉这个烂摊子。父亲去世这件事，似乎是上天在危难时期有意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于是便有了欧阳兆熊所说的“朝议颇不为然”，左宗棠的“肆口诋毁”，湘赣官场的“哗然和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自己这种做法不妥，对于外界的指谪，他不能辩解，只能“内疚于心”，终于病倒了。

欧阳兆熊知道他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所以托名医曹镜初说出那两句名言，即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精神上的毛病，心灵上的毛病，得靠黄老之学即道家学说来医治。

道家学说也是一个广博而深刻的学问。西汉初期，它曾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司马迁甚至认为道家在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上。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学说有两条重要观点，一是道法自然，一是柔弱胜刚强。曾氏办团练办军务这些年来所行的法家手法，其主要之点一是强逼二是严厉，这两点行之过头，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怨恨四起众叛亲离。曾氏眼下的情形，就颇为近似，必须要予以纠正。道家的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便恰恰是对症之药，这就是“岐黄可医心病”。

曾氏经此点拨，立刻醒悟过来。咸丰八年六月复出后，其为人处世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此一改变的要点便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很准确地记录他的这一段心路历程:“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忍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图之。”

这一年的二月十七日的另一段日记，将这一思想转变也表示得很清晰:“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急，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

正因为曾氏后期行事，以老庄思想为主旨，故在同治三年南京收复、立天下第一功，面临朝廷嘉奖，四海恭维，九弟及吉字营将领对朝廷不满甚至有造反想法的时候，曾氏却采取大功不居、功成身退的做法。我们看他给老九四十一岁的祝寿诗，最后的落脚点正是落在“退”字上:“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