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上直隶总督起，李鸿章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

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

所谓“懂外交”是李鸿章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鸿章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

对此，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作者简介

雷颐，1956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

官场“李鸿章模式”：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做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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