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还有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但无论怎么说，李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

当然，对于李鸿章，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背信弃义杀过降，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弱国无外交”，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

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提起“洋枪队”，人们自然想起“互相勾结”。然而，“勾结”中又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不过，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以白齐文、戈登等“洋将”之骄悍蛮横，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磨难星”。但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