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植廷晓却不愿坐以待毙，一再劝说郭崇岳迎战宋军。开宝四年二月四日，南汉军与宋军终于摆开作战阵势。植廷晓率领前锋部队据水而阵，郭崇岳担任后援。开战不久，南汉军前锋挡不住渡水来攻的宋军，植廷晓兵败身亡；郭崇岳退回营地，继续坚壁自守。

南汉军依靠用竹木建筑的栅头以自保，有着致命的弱点，这个弱点被宋军所利用。潘美等组织了几千名丁夫，每人手持两把未点燃的火炬，抄近路悄悄来到栅头周围。在夜幕逐渐笼罩大地之时，骤然间万炬俱发，火光四起，南汉的军营变成一片火海。对手慌乱无措之际，宋军全线出击，大败南汉军，郭崇岳也在混战中丧命。

开宝四年二月五日，宋军兵临广州城下。刘鋹遣使军前求和不被接纳，下海逃亡的船舶又被宦官劫夺，只好“素衣白马”，出城投降。宋初岭南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不久，南汉残余势力也被消灭，宋朝统一了整个岭南。宋军的胜利，不但由于精心谋划、兵勇将强，也因为对手太弱，不堪一击。

二、刘鋹为何不肯称臣

南汉皇帝刘鋹不肯称臣，桀骜不驯，是宋太祖发动岭南战争的导火线。

岭南战幕拉开时，南方不属于宋朝的地区有两大块，一是南唐、吴越等臣属宋朝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二是南汉管辖下坚持不肯臣服宋朝的岭南地区。宋朝大将潘美等早已布兵湖南，随时可以突入岭南。不久前，宋太祖亲征北汉无功而返，说明北汉暂时无法控制。因此，南汉是宋朝当时最适宜的打击目标。

刘鋹为何如此不留后路，自求速亡？是他昏庸无知、不顾后果，还是别有原因？如果南汉皇帝听从劝告，臣服宋朝，后果会有什么不同？

刘鋹作为一国之君确实非常不称职。在宋朝立国和发动统一战争时，刘鋹没有采取措施自立自强，相反，他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导致南汉国的进一步腐败和衰微。他委政宦官、巫祝，自己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听信谗言，剪除忠良；在宋军大兵压境的关头，还苛待守边将士，自毁长城。但刘鋹昏暴而不弱智，在某些方面不乏灵活机巧、审时度势的能力。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一月，宋太宗为即将出征北汉的将领设宴饯行。刘鋹几年前国破就擒，被解送京师，此时与座其间。他不失时机地取悦皇帝:“朝廷威灵及远，四方僣窃之主今日尽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太宗大喜，“赏赐甚厚”。

李煜劝刘鋹向太祖称臣的最后一封信中，三次提到刘鋹的“忿”:“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息不急之争”。“遏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则大国之义，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韵⒁印！盵刘“忿”的是什么，信中语焉不详，目前只能依靠一些零星记载分析推断。

开宝三年，宋朝建立不过10年，比年轻的刘鋹在位时间还短；赵氏篡周，绝了后周的国祚，与岭南刘氏并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之类的渊源。刘鋹之忿最有可能和宋军与南汉军在湖南的领土争夺有关。乾德元年（963年）三到八月间，南汉军队多次入侵宋朝在湖南的地盘桂阳和江华，被宋将潘美等一一打退。乾德二年（964年）九月，丁德裕、潘美、尹崇珂等率兵夺取南汉控制下的郴州，杀死南汉将领陆光图和暨彦赟。但若权衡利弊，损失若干州县、几位将领，比起国破家亡毕竟小事一桩。可见，刘鋹对宋朝的怨恨未必是他不肯称臣的真正原因。

李煜的书信洋洋两千言，一再规劝刘鋹称臣避祸，但他绕开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南平国祚何以不保？宋朝建国之初，南平统治者便已称臣奉贡，此后一直毕恭毕敬，任其驱使，唯恐稍有差池。但没多久，宋太祖借征讨湖南张文表过道南平之机，把南平地盘也给收了。南平政权覆灭在即，国主高继冲却以为“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而湖南的周保权，原先因受张文表威胁而请兵宋朝；但张文表既已成擒被杀，宋军仍继续南下，他的领地统统成为宋军的战利品。这两件事清楚地表明，宋太祖真正在乎的是扩大疆域而不是增加藩国；讲的是权谋而不是信义；卑躬屈膝者软化不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

周保权是刘鋹的近邻、李煜的附庸。两位国主对上述情形可能不详细节，却不会全然无知。李煜信中关于宋朝“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未必不是有意撒谎。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对于刘鋹接到李煜信后的怒气冲冲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了。

通观整个统一战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宋太祖一直在寻找出兵的借口。事实上，几年前宋太祖就为征讨南汉找好借口。开宝元年（968年）九月，宋太祖见到被俘的南汉宦官余延业。太祖听余延业介绍南汉几代国主奢侈残酷的情形后，当即表示:“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因此，只要太祖下了决心，南汉怎能避祸？刘鋹的行为对应了所谓“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的消极人生哲学。

南汉国灭之后不及五年，南唐随之终结。刘鋹在兵临城下之前拒不肯臣服宋朝，实际上并不十分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