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缴收兑私钱，阻止私钱在社会上的流通

只 要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就难以完全禁绝，就会有大量的私钱进入流通领域，对政府的钱法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已经铸造流通的私钱，古代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 相结合的办法，在严禁私钱流通的同时，用官铸法钱和谷帛等收兑私人手里的恶钱，再回炉重铸，力图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恶钱的数量。收兑政策毕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主要是国家财力有限，无法长期承受。法钱和恶钱的比价如果定得太高，政府财力不足，便无法将民间的恶钱全部兑换出来；比价太低，私人的恶钱不愿意拿 出来，又收不到效果。不过收兑政策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只要官铸和财政上的支持，还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宋 太祖初年铸宋通元宝钱，并于乾德五年(967年)下诏令诸州轻小恶钱和各种杂钱“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送者罪之有差”。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 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接着又于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下诏，收缴江南诸州私铸铅锡恶钱和各种轻小钱，令 “每千钱须重四斤，人家先蓄者，许令所在纳官敢有私贮而不以闻，及违禁而擅以贸易者，并论如法，募告者差定其赏”。以后宋朝政府还多次申明了这方面的法 规。通过收缴和收兑恶钱，对于整肃货币流通，维持货币的法定标准，控制私铸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民间的私铸现象也都有所收敛。

四、提高法币质量，改善工艺水平，加强货币本身的防伪功能

宋 代为保证钱币质量，在铸钱时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根据《游宦纪闻》卷2记载:“其勇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模沙、冶 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可知宋代铸币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之则。宋代史料之中还有许多钱官因铸钱质量不合格而遭受处分的记载，例如，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改置永平监大炉铸钱怯薄”，提点浙江等路铸钱坑冶、太常少卿钱昌武被罚铜十斤，监官侍禁崔坦差替，均受到处罚。

宋朝政府禁止使用“锲薄”、“铿恶”之钱，而且对铜钱的合金比例有着明确的规定:对铁钱的铸造，也有关于轻重和损耗等方面的约限。南宋理宗朝人洪咨夔所作 《大冶赋》云:“于是铸钱使考期会，辨铜令第其品……”铸钱所用的铜、铅、锡等金属材料是要由专人鉴别、验收合格后，方得交付使用的。这对保证钱币成色、 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铸钱工艺中最先实行的样钱制是翻砂铸钱技术出现之后，国家为划一铸币形式所采取的促使铸币规范化的 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仅对提高铸币的质量，禁止私铸钱币等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对宋朝以后钱币铸造中形式的样钱、母钱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印制图案古代纸币有的以著名画家的作品为图案。宋元时代的纸币图案以房屋、花鸟、人物居多，清代宝钞以龙的图案居多，外做花纹边栏，因图形复杂，作假者不易模仿。

书写文字古代纸币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上面印有大量文字，且均出自帝王或当时书法家之手，还有的印有刑律。印制的文字一多，则难以造假。

五、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减少私铸的产生

宋 朝时期，私钱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畅行无阻，往往得益于官钱的不足。正如宋人王禹偁在《江州广宁监记》一文中记载说:“与夫租庸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与为 表里资助国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无赖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则盗心不生矣。钱币益多，流四海而不匮用之，则盗铸几息矣。”指出了钱荒，流通中货币的不足，影 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私铸有了足够的理由，而增加官铸钱可以有效地预防盗铸现象的发生。

因此，宋朝时期为了顺应预防私铸钱币，同时也是 统一全国货币，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之需，就大力铸造钱币，发展铸钱业。宋太祖即位后就开始铸钱，但铜矿资源多处南方，所以最初铸造额较小。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江南转运使樊若冰建议在升、鄂、饶州设钱监，“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但由于矿源缺乏，铸 钱量无法增长。时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张齐贤致力于铜矿的勘察开采工作，为当时铸钱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小功劳。他访得南唐旧臣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 铜铅锡之所，又求当代铸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矿产资源的增多直接为铸钱提供了先决条件。铜矿在皇祐中 (1049—1053年)年产约500万斤，到元丰元年(1078年)增为1460年；而铅锡也同样有所增加。宋朝的铸钱业就在这样庞大的矿产资源上逐步 发展壮大起来。

为增加铸钱量，宋朝廷还设立对铸钱官的奖惩办法，例如宋神宗元祐时就曾下令:“岷州并通远军威远镇铸钱监官，任内铸到钱除支 费外，每净利三万贯减一年磨勘，幕职州县官占射差遣，六万贯循一资。二员者分受。”至此，就将主管官吏的升谪直接与铸钱额联系起来了，以促使提点官加紧铸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