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思与后记

反思

入博以来，不断有朋友发来信息，问知青下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经历，还问我个人在这种经历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也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些文章，有一种议论说，当年的知青现在有一种自恋倾向，回忆和美化当年的生活。

这确实不是一句半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把我本人对知青生活的思考简单地写在下面。

上山下乡本身的是与非，我觉得，是我这样一个凡人没有资格评说的。评说亦无用处。当一个社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作为它的成员，只有跟着潮流走。个人的作用在这时等于零。文革时提倡反潮流，其实那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极个别反潮流的最终的下场是摆在那里的，历史已有定评。产生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小老百姓来说，就是响应和参加的事儿，事实上，当时没有谁来做工作动员我们的，都是自己主动地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去办的手续，有的连家长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别的出路。这与觉悟高低无关，纯粹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能说的只是我个人在这种经历中得到的和失去的。

从客观上说，最简单的说法应当是，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经验。

再多说一点就是，这种经验对于我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的宝贵。

下乡的实践中，我在身体上得到的锻炼很明显，强健了许多：在打麦场上，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140斤重的布袋扛起；交公粮时，我可以扛着100多斤的布袋踏着仅40公分宽的木板忽忽悠悠地上到高高的粮囤上面；拉车、上河工、挑粪，等等，就不必说了。总之，我强壮了。

可是，仅仅有身体上的强壮显然是不够的，在人生最可宝贵的几年中，仅仅锻炼了身体肯定是一种浪费。更重要的是，我学习了，观察了，思考了。中国之大，农村首当其冲，不了解农村，很难说你了解了中国；芸芸众生，农民所占过半，不了解农民，也很难说你了解了百姓。上山下乡就为这种了解，用现在的说法叫沟通，提供了一种途径。不管前提是什么，事实是，我到了农村，我见到了农民，和他们一起劳动生活了那么一段时间，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通过这种了解，我观察了民生，我思考了关于我个人，关于这个社会，关于这个国家。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个平头百姓所能做的，莫过于此。

最重要的，身体的强壮和头脑的运转共同炼就了我的意志，一种不甘人后、百折不挠的坚毅，还有一份对社会、对亲人、对朋友的责任。这种意志和精神是使我享用终生的财富。从农村到部队，又从部队到地方，经商、做管理、搞出版发行，转眼三十几年过去，一直坎坎坷坷，经常遇到不顺利的事儿，偶尔还会受点挫折，但就是凭着下乡时奠定的基础，凭着下乡时遭受的磨难，后来这些事情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我遇到的知青中，后来有做了官的，有当了教授学者的，有成了老板的，也有已经下岗的，有穷困潦倒的，但大家聚在一起时，彼此仍然兄弟相称，杯酒之间真情依旧，令我动容：无论顺境逆境，这些人往那儿一站，都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当然，同是下乡，经历和感受也会因人而异。这样的事情，无论哪个时代都一样的，自不必讳言。对于我个人来说，下乡的经历整体上是利大于弊。因为，失去的是我的同龄人都不得不失去的，而得到的却未必是大家都能得到的，更何况这种获得直到现在还在支持着我，支撑着我，成为我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因此，我要感谢这段经历。

后记：故园三十二年前

2006年10月3日，我携妻子和女儿一道，驾车从郑州南行去我32年前下乡插队的地方。和下乡那年差不多远近的路，那时跑了6个来小时，而这次有了京珠高速，我们只用了两个来小时就到了。

路旁闪过长途汽车站。当年那个车站的旧模样已经一点也寻找不到了。我告诉女儿，30年前，我换上军装，还没有发领章和帽徽，从郑州告别回来时，半夜从驻马店下的火车，走了好一段路，来到这个地方，等天亮后的第一班车回村子里去。

向东。公路修得很宽，也很平坦。我忽然发现这里已经通了公共汽车，也就是说，这里已经被扩建到市区的范围以内了。

继续向东。

从驻马店到水屯，不过8公里，下乡时，坐车回来，一看到8公里路牌，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却没有找到那块路牌。不过，到了该下路的十字路口时，我依稀仍能找得到当年这里的模样。

车右转下了路。那是一条并不很宽的路，当年是土路，现在铺了柏油。不过，看得出来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坑坑洼洼的。正是秋收的时候，路边晒的玉米把原本不宽的路占去了将近一半，玉米边上每隔不远的地方就放着树杆或是玻璃瓶、玻璃碴什么的，车行起来很不容易。

车慢慢向南走着。我想起来，1974年下乡第一天，生产队派马车来公社接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接的人，好象是队长吧，非要我们坐着车走，怕我们城里下来的小青年走不了这个路。我们坚持不坐，只把背包和行李放在了车上，又说又唱地走完了这十几里路。现在这条路两边除去多了几间房子，光景依旧，没有太多的变化。

在一个叫朱洼的地方，车左转向东驶去。在前面一个村庄，停车一问，是赵庄。哦，我想起来了，下乡后我们过的第一个春节，就是1975年的春节，是在这个村庄里过的，因为当时的大队支书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他邀请我们到他家来吃年饭。又往东走了不远，应该是李庄了，可是我还拿不准，因为我的印象里，村子西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土路，很宽的，可是怎么没找到这条路呢？

在村头上我下了车，向路边坐着的一位穿红背心的中年人打听，这是不是李庄？

他说，是啊。然后一直看着我，你找谁？

我？我谁也不找，就是回来看看。我说着，也看着他，怎么看都有点面熟。

你是原来在这儿下放的知青吧？

我点了点头。

他居然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我也想起来了，这是当年村里的民兵排长，胡德。

一番寒喧后，他指着眼前这条路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条路。看着这条不宽的土路，怎么也找不到那时的感觉。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外出，不管是上公社、串同学，还是拉车拾粪，都要走这条路。印象里老宽了，不似这般窄狭。

于是，车左转驶上土路。我有意错过进村的路口，一直往北开，想看一下我们当年住的那排房子还在不在，可是，看到的只有几排新盖起来的楼房。唉，来晚了。我对妻子和女儿说。女儿不解。我又说，老爸的故居没有了。

掉头。把车子停在村外，我们沿着进村的路往村子里走去。

村子里和印象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房子多了，当年的草房现在根本看不到了，瓦接檐的房子也没有了，基本上都是砖瓦房和楼房。但村子里的空间显得小多了，很拥挤，路也显得窄了不少。原本很大的一个水坑，现在变小了，水也变得更黑更浓。

村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在活动。我随便走进一个院子，那里有两位年轻人，像是一对夫妇，我打听着，这是谁家啊？那个男的稍一愣，说是我家啊。不用说，不会认识的，他不过二三十岁年纪，我来这个村子时还没他呢。

再往前走，过一个小十字口，东北角那个院子应当是当年生产队长的家。我径直走了进去。那是一栋二层小楼，挺新的，白色的瓷砖把小楼打扮得十分漂亮，在整个村子里显得与众不同。右手边一间屋子，里面一位老人正在擦着锅台，见我进去，顺口打一个招呼，吃了没有？我已经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的队长，李邦成。我笑着说，还认识我不？他这才停下手来，仔细看了我一下，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激动地说，几十年了，你咋想起来回来看看呢？

我拉着他的手出来，向他介绍我的妻子和女儿。他显得手足无措，搬来几把椅子让我们坐下，要去给我们倒水，做饭，我拦住了他。我们面对面坐着，看着，聊着。聊当年的熟人，聊现在的生活。说到他新盖的楼房，他非常兴奋，说花了几万块钱，农民一辈子挣点钱不容易，都扔到这房子上了。听得出来，话语中带着些骄傲。接着我们还聊到一些当时村子里的名人，像辈份最高的"老长辈"，会用红薯做百样菜的李道平，都已过世多年。不由得令人黯然神伤，唏嘘不已。

一会儿，一位妇女赶了过来，叫着我的名字，亲热得很。可是我却把她的名字忘记了，问起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叫李道勤，原本也很熟悉的。她很健谈，说起来这几十年的变化，她说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得多了，原来是杂粮吃得多，现在是光拣着细粮吃，什么好吃吃什么。问起零花钱，她和队长同时说，卖粮食呗。言语之间，显得兴奋，知足。

正说话间，当年的大队副支书李道文也赶过来了。一见面先要拉着回家吃饭，我告诉他上午吃饭还没多长时间，根本不饿，他便兴奋地拉住我的手不丢，问这问那，笑着说个不停。他对女儿说，那时候你爸在大队当广播员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呢。我也想起来，那是1975年，我曾在大队当过几个月的广播员，那时我才十八岁，比起女儿当时的年龄真的要小好几岁的。

村子里又有村民赶来。有进来坐的，也有在大门外打招呼的。还有一个年纪约30来岁的妇女，显然是听她的长辈讲述过下乡知青的事情，也特意过来和我们聊了一会儿。熟悉的乡音，热情的问候，让我感到心里热呼呼的。

很快，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该走了。乡亲们送我们出村，一路上道文反复念叨的就一句话，你看看，回来一趟，连口饭也没吃。到村边上正要上车，李邦中，当年生产队的保管员，听说消息后从村北的地里赶了回来，拉着手激动地什么也说不出来。

车开动了。道文他们几个人还在隔着窗子和我们握手，道别。车子走出很远，我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他们依然站在村口，挥着手，没有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