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别了，广阔天地

伟人去了

1976年9月9日。一个令人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

在那天之前，也是那一年的1月和6月，已经有两位伟人先后离开我们：周总理和朱德元帅。

天还很热。午饭后我和李道端（一位大队干部）在公社农科所休息。

"啥声音？"道端突然问我。我听了听，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他却坐了起来，把耳朵贴在我的绿挎包上，那里面放着我的收音机。原来中午他听了以后忘关了，一直还在响着。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在变化着，从屏住呼吸听到惊讶再到震惊，最后是一脸悲痛。

"怎么了？"我急忙问。

"快来听，快来听……"他象是说不成话，只是在重复着那三个字。

我赶快凑过去，把收音机从挎包里一把拿出来，把声音调大，立刻，一个悲痛、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悲痛的声音还在响着，但是我已经听不到了，脑子里仿佛一片空白，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道端，一个典型的中原汉子，已经蹲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庄严的《国际歌》声中惊醒，急忙拉起道端，向大队奔去。大约半个小时的路，道端反复重复着三个字："想不到。"到了大队，大队正在开支委会，公社党委周书记也在场，我们两个不速之客跌跌撞撞冲开了门，只说了一句"主席逝世了！"就再也说不成话了。

周书记忙站了起来，"什么？你听错了吧？"我说不出话来，只好拿出收音机，里面传出的是令人心碎的哀乐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表情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人的嘴张得大大的，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唉"的一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妇女主任第一个落泪，大家也都擦着泪哽咽起来。

周书记简单布置了一下，让发现情况立即上报，就赶回公社去了。我也回到了生产队。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个消息了，不少人脸上挂着泪痕，全村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

晚上，广播中传出的哀乐、不少人家里传出的悲泣声和着夜色，织成了9月9日的低垂的夜幕。

马头队长从大队开完党员会回来，来到我住的小屋里。"今天开会和往常就是不一样，咱队的几个人去的时候人家都差不多到齐了。唉，人人哭的跟泪人似的，有的话都说不成。你说，毛主席去世了，这以后咱还咋干啊？"

那天临走，马头队长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在世时，咱干是干社会主义，这要是以后变修了，咱再干，不都是给修正主义干了吗？"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好笑，但那时我想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是真真切切的。

送马头队长走后，我站在小屋门前，听到村子里不知谁家传出来哭声，是那种实在压抑不住才放声大哭的声音。

9月10日，写诗一首："人人皆疑双耳僻，谁信竟是噩耗来？狂飙漫卷惊天痛，雷霆顿起动地哀。难抑热泪夺眶下，不禁痛放悲声来。四海波涛奏哀乐，国际歌声震心怀。"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悲痛着。9月14日，大队就召开了一个批斗会，批的是一个60多岁的女人，她在地里干活时高兴地向别人说："毛主席可死了！"到场的有几十人，一个个怒不可遏，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指挥，但是不少人对她动了手，把她打得跪在了地上。不过那个被称作地主婆的女人也确实强硬，跪在地上仍说："他领人分了我的田，分了我的房子，我这口气憋了有20多年了！"当然她的这番话带给她的是几声响亮的板子。板子过后，她改了口，说是错了，一定改。

村子里还开了一个忆苦会，马头队长和不少人都先后发了言，会议的气氛挺压抑的，几乎每个人都在哭，哭声成了那个会的主题曲。

9月18日，北京开了追悼会。接着县里和公社分别召开了追悼会。10月9日，建立毛主席遗体纪念堂的决定传到了农村，老百姓那个高兴啊，不少人都说要去看看毛主席的遗容。

10月11日，中央决议传达，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10月12日，广播里开始不断地播送毛主席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于是，大家开始议论：准是中央出事啦！那时人们的政治嗅觉都十分敏感，特别是从1971年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果然，10月18日，晚上公社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按照文革时的惯例，重大的事情是在晚上8点公布的。会后，大家都知道了：四人帮被粉碎了。

不能忘记：马头队长

马头队长姓马，叫什么忘了。别人都喊他马头，我也就跟着喊。

他是我驻村的那个队的队长。1976年3月，当时的公社领导从知青中抽了一批人，组成了知青学大寨工作队，每个人进驻一个生产队，指导生产和革命。

我去的那个村叫后营。马头就是这个村的生产队长。

第一次见他时，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他嘴里叼着的是自己卷的烟，一脸坏笑，并且一笑就能看到满嘴的黄牙，而且他似乎总是在笑。

领教他的风采是在开全村人的会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村的会，下面老老少少坐了一百多人，让我这个学生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我大概说了有不到10分钟吧，干吧吧的，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自动打住，坐下。接着就轮到马头了。只见他仍是叼着烟卷，笑着开始讲。让我吃惊的是，他真的是属于那种特别能讲的人，讲着讲着就满嘴白沫，他就习惯性地用手在嘴上转着一擦，接着讲下去。他讲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一下子讲了两三个小时，居然没喝一口水，没有一个"啊""这个"之类的词儿。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我在后营一共呆了不到八九个月，和马头队长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对我很关照，派活时总是考虑到我是个城里下来的学生，不能做太重的活，也很少给我承包的活，只要我在地里干活，多少都行。当然，我对自己要求很严，尽量和村民们一样做，有一段时间我还自己坚持挑粪，肩膀都压得肿了多高，他看在眼里，嘴上什么也不说，却暗地里安排做些好饭来犒劳我。

我那时是在村里轮流派饭吃，一天一家。村民们对我都很关照，尽可能做些好吃的招待我。马头也总是时不时地从生产队里拿些菜啊什么的，送到做派饭的家里。我对他表示感谢时，他依旧是一脸坏笑地说："谢啥，恁跑这么远到俺这儿，吃两口饭还不是应该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喝酒。什么菜都不要，一个粗瓷大碗，倒上60度的汝南大曲，一种红薯干酒，又苦又辣的，一仰脖儿"咕咚"一声，干了。我喝酒有些地方就是跟他学的。有时候，晚饭后，他到我住的地方，掂着酒瓶，我要去买点罐头什么的当下酒菜，他拦着不让，自己到房后生产队的菜园里偷一个白萝卜，用水一洗，一人一半，喝一口酒就一口萝卜，辣对辣，真得劲儿！

我入伍后，又和马头队长通过几封信，他说粉碎"四人帮"了，革命搞得少了，要搞生产。再后来，联系就少了。我从部队退伍后，就失去了联系。现在不知他怎么样，也不知后营那个村子怎么样。挺怀念那个时候的，那么单纯，那么自在。

当兵去

当兵，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一个男人的梦想。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征兵就开始了。我积极报名，还算顺利，很轻松地过了目测关，然后便是体检。

我高中毕业时参加过全国统一的招飞，体检时第一关便被刷了下来，因为心情紧张而导致血压偏高。这一次害怕重蹈覆辙，就事先打听如何让血压降下来。忘了是谁教给我一招，到该进体检室时喝上一碗醋，保证血压高不了，还说是多少人试过的验方，无一失败的。我谨记在心。到了体检那一天，上午大约11点钟时，得到通知说我们大队马上要进去体检了，我撒腿就往公社所在的街上跑，到供销社营业点上买了碗醋，大粗瓷碗装的，可能有1斤多吧，一仰脖就喝了下去，那个酸啊，现在想起来还满嘴生津呢。然后又一路小跑回公社院里。刚回去就听到公社武装部的干事正在通知呢，说前面那个大队动作太慢，占的时间多了，我们要推迟到下午了。我腿一软，差一点要蹲到地上，真恨不得上去揍那家伙一顿。可是，没有办法，只有等。那一中午，我的胃里差不多要翻了天，其他东西一点点都没有吃，吐着酸水等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轮到我们。但是，不知是醋起了作用，还是我在闹腾之后心情想紧张也紧张不起，反正血压非常正常，其他也都非常符合要求。我过关了。

接着是政审和焦急的等待。一直到12月20几号，公社团委书记马振河（当时在征兵办帮忙）告诉我通知书已经发了，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就像是在无边的大海里见到了一块漂浮的木板。接下来便是换军装，回郑州向家人告别，又连夜折返村里。

走的那一天，是生产队长李邦成送的我，他拉了一辆架子车，就是先卖后追回来那辆，把我送到公社院子里。出村时，同学们都不在，不少村民来送我，那一刻，我的心里又一次感到莫名的酸楚。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惟有走下去，回头不可能，也来不及了。

然后到县里，到地区，和认识的人们逐渐分开，和不认识的人们重新编为一个组，再后来就上了火车，那种闷罐车。在咣咣当当的火车声中，我的知青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别了，广阔天地！

补记：

离开农村后值得记下来的事情主要有二，一是过了不太长时间国家就宣布恢复高考，当时刚刚分配到连队，听到消息又一次地腿几乎软得无法支撑自己，只恨后悔药无处可买；二是听说同学们陆续离开农村，奔向新生活，只苦了陪伴我们一年多的那只忠心耿耿的赛虎，无法带走，留在村里又无人过问，终日流浪。当1977年春节的鞭炮燃响时，它饿得摸进一家屋里去找寻吃的，被人误认为野狗用刀砍断了尾巴。

那以后，它就没有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