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贫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也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于1992年离开农村，远赴1500公里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谭东富19岁。巧的是，19岁那年张芬成为知青，从城里到了农村。

1995年，张芬当选为拥有800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会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镇一万六千多人中，有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1997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也正是在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但家里却付不起谭红斌第一学期4500元左右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是因为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是因为她承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谭东富拿出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被迫向人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他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挨了5年，谭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还是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1997年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给我寄来了路费。”

城乡差距

如今，张芬和谭顺发过着“空巢”的日子。老两口耕种着1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

“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实现通电、通自来水、通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安装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

中国政府于2003年开始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帮助广大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根据规定，一旦农村居民患上重病，新的医疗体系可以为患者报销最多60％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广大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疗，仍然付不起动辄数千元的住院费。

下乡40年，张芬四次返城，这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她说。

张芬估计去年黎水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3000元，不到重庆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2008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709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城乡居民收入比去年扩大到3．36比1。

张芬认为，毛主席非常伟大，但“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原因一是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因为她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张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