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农场传来消息，“清队办公室”给我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但还希望我早点回去让他们“尽量挽救”。带话来的人还说姚队长在全场批斗（批斗那几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告状知青）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我更加“惶惶”了。

世事真是难料。在我几乎“自绝于人民”的时候，农场竟又传来消息，说工作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挨了批，已撤出农场，姚队长回原单位接受审查，由大军区后勤部直接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重新进驻农场，军宣队三个任务：批林批孔、落实政策、促进生产。

我虽然躲过一劫，回到了农场，又站在学校的讲台上，可仍然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我只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孩子们身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教室里、作业上，仍然不敢有半点的非份之想。

然而，非份之事却从天而降。

那是一九七三年元月的一天，正放寒假。我在四连修理我那破泥屋外屋的门，（所谓的外屋是我和妻子自己乾打垒搭起的棚子，门用柳条编成，可以挡野狗，也可以遮一点暴风雪。）只见一匹走马“嗒”“嗒”“嗒”从场部方向朝我家急驰而来，骑在马上的场部通讯员见到我，连马都没下，对我说：“快上马，我带你到学校去！首长在你教室里等你。”

我上了马，抱着通讯员的腰，随着马的颠簸，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难道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想起来还真有点怪，怎么最近一段日子常有三三两两的军宣队的军人在我的破教室门口转悠，还有两次上课发现教室最后面有军宣队的首长坐在小板凳上听课。是不是我讲课讲错了？讲课出了立场错误？因为上一个工作队在的时候，就因为我讲课说了一句“马克思是犹太人”，我差一点被打成“恶毒攻击马克思”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但这次我实在想不出又说了什么，只好在心里安慰自己，念叨着：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要有事的话，为什么路上碰到首长，首长还主动给我打招呼呢？这一次军宣队的首长看起来不是挺和气的吗？

到了学校，远远地看见我那破教室的门大开着，黑板前面站着军宣队杨队长，他的个子比较高。旁边是农场的王政委、傅副场长，还有军宣队的秘书，都是戴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门口还有八九个排成一队的军官。看到这阵势，我心里有点发毛。

首长们也看到了我，一个个招手叫我。我只好硬着头皮朝他们走去。

快到门口，只听得“敬礼”一声，门口排着队的军人都把眼睛看着我，“唰”地一下他们全把右手举在帽檐处开始敬礼。我一下愣住了，停下脚，回头看看后面旁边，后面旁边也没有别人呀！他们给谁敬礼？

门里的首长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起来；军宣队杨队长更是哈哈大笑。（他是总后某基地的参谋长，军宣队的人都叫他杨参谋长）杨队长一边做叫我进来的手势，一边大声说：“来，进来，给你王老师敬礼呢。”进到教室，更使我大吃一惊，差一点晕倒：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写了几个大字“向王老师学习致敬”。

“向王老师学习？”我喃喃地说。“哪个王老师？搞错了吧？”向王老师致敬？不可能是我！像我这个被人骂作“狗崽子”的“人”怎么会有人致敬？怎么可能？我揉了揉眼睛再看看，确实是这几个字。我完全糊涂了。要知道，那个年代，全国都在学解放军，知识分子是被改造被监督的“臭老九”呀！看到我的一脸茫然，傅副场长先对我说：“黑板上的王老师就是你。”他用手指指着我，把个“你”字说得特别重。

下面的一段对话是杨参谋长与我的一段对话。这段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那样地突然，真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而对以后的我来说是却是永久的记忆，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一种心绪，是欢欣？是怅然？是痛楚？我说不出来。但不管怎样是不可能从记忆抹去的。

问：“王老师，你想过入党没有？”

答：“想过，但那是以前。”。

问：“以前？那现在呢？”

答：“现在没有了。”

问：“现在没有？可为什么在大学要写入党申请书呢？我们看了你的档案，那里面有你写的申请书啊。”

久久地沉默。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杨队长走近我，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弯下腰，双眼看着我，低声地问：“到底怎么啦？能给大家说一说吗？”

“我想，但我不敢。”我不想说谎，开口了。

“你有什么不敢？能在这样的环境当这个老师，我看很有胆量。”

“不，不，好多人都可以当这个老师。可入党我确实不敢。”

“入党是好事，为什么不敢？”

“当然是好事，我知道。但有人给我说过，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永远不能成为共产党的成员。”

杨队长猛地把手放开，站直了大声地问：“为什么？谁说的？”

“我在大学的一个领导当面给我讲的。”我讲。

那大概是一九六四年，我大学二年级。我先申请加入基干民兵，接着又写了入党申请书。一位领导同志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先讲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根红苗正出身好的人（就是以后讲的“红五类”）手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让其他阶级的人把它的颜色搞杂了。亲不亲，阶级分嘛。比如说鲁迅，他虽然是个革命者，可是他不能加入共产党，因为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鲁迅永远只能当个党的同路人，这是个原则问题等等。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又极其严肃地对我说：“你父亲是旧社会知识分子，历史很复杂，有问题。什么问题，现在不能跟你说。还可能不是一般问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指的是“特嫌”。）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也许是可以教育好的，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入党的，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领导的“忠告”，使我再也不敢想入党的事情了。